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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日前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朱家骅与在四川江津聊度晚年的陈独秀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朱的去信多，陈的回信只有1封，并牵涉到国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陈布雷。笔者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后，发现其内容与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的有关说法不尽一致，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在此问题上都还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