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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月，包括印度和印尼在内的诸多新兴市场纷纷遭遇金融动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货币政策所谓“逐步削减量化宽松”的转变，中国试图通过抑制疯狂放贷的举措对利率产生的影响，“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所引发的日元贬值——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破坏了资本流动的稳定，也影响了金融的稳定性。不过，当前的形势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可同日而语，这要归功于亚洲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增长、外部支付及负债比率的降低以及金融治理方面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不可因此而自满。
因为，除了金融动荡，亚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还遭遇了停顿，而这有可能导致金融和政治上的波动。
亚洲需要改变其增长模式。尽管亚洲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遵循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但当下的主旋律之一是：亚洲应改善尚欠发达的服务领域，同时健全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亚洲经济遇冷
过去几年，亚洲各地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无法再现本世纪之初的辉煌。目前最令人关切的是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国政府正设法出台并推进市场与治理改革，引导从投资转换为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再平衡。而更为紧迫的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信贷的依赖。与此同时，近来被赞誉会成为下一个10%增长奇迹的印度正苦苦挣扎，竭力让经济增速能达到其半数的水平，并降低通胀。亚洲这两大经济体状况的变化，让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遭遇了寒潮。此外，全球经济环境较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10年变得理智得多，保护主义也愈发盛行。
正因为在过去一二十年，许多亚洲经济体追赶西方的表现如此成功，因此，它们目前正经受着经济压力，有时还面临着政治压力。为了摆脱贫困，提高中等收入排名，它们必然会采用许多一次性的发展战略。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制造业，或实现较高的中学入学率和成绩标准。但现在，以往的经济模式暴露出了缺陷。西方增长较为疲弱，当地工资和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技能短缺现象也日益严重，而先进制造业对于人力和无形资本更加看重。此外，经济上的成功也孕育了日渐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懂技术，具有创业精神，不断表达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的诉求——而这些权利都是既得利益集团所渴望保留的。
建立服务导向型经济是潮流所向
若想成功解决上述矛盾，亚洲必须进行变革。亚洲发展中地区差异迥然，决定了各国在某些方面会有不同的反应。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制造业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关键，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制造业已十分发达的国家而言，其对于就业的作用或许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伴随着地区发展，印度、越南和柬埔寨这些收入更低、更低端的制造业国家，就有望获得空间。一般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不得不转向发展有欠发达的服务部门以振兴经济。在这些地区，服务业约占到GDP的48%，较5年前略有改观，但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0%-80%，而领先的亚洲国家迫切希望能跻身这一阵营。不过，要想成功发展服务业，不仅仅要求加大商品产出，还要有更高的要求，即良好的治理和健全的制度。
对亚洲而言，建立更强大的服务导向型经济似乎是大势所趋，因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助推着国内需求的增长、消费和就业。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的服务业仍较疲弱，落后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即使在印度和菲律宾这样服务业相对较强的国家，服务业也被认为是高度专业化，或是以出口为重心，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关系不大。
若想发展成功的服务业，唯一途径是消除制度和监管壁垒。在一些亚洲经济体，教育和性别是两大限制因素。例如，印度以盛产科学家、医生和IT专家而闻名，但该国国民文盲率仍高达26%，中学毕业率很低，有十几家彼此独立的高等教育监管机构。更普遍的是，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少于男性，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不平等问题，甚至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据联合国（UN）估计，亚洲因女性就业受限而造成的损失约为每年900亿美元，而考虑到男女在受教育机会上的失衡，损失还会更高。
服务业发展的壁垒无处不在，从对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监管、税收和限制，到政府机构在抑制地方和外国初创企业和竞争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民营服务企业面临监管的重压，政府部门既是监管者，同时又是竞争对手。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服务部门，国有企业同样十分强大，无论是在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领域，还是在邮政服务、教育和医疗领域，乃至媒体领域皆是如此。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研究已引起人们对服务行业其他限制的关注，其中包括学校后续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发展欠佳的金融市场、歧视性的公共采购政策、扭曲的税收和补贴、薄弱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
改善治理、健全制度至关重要
阻碍服务业进步和去监管化的障碍突显出改善治理的重要性，不仅包括公共部门的行政能力、责任感和效率方面，还体现在监管、法律和人力资源制度的质量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治理与成功经济发展之间的必要联系变得更加明显，加上一旦采用更机械的投出产出模型，对于那些已经是高中等收入国家的亚洲经济体而言，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或许证明了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观点，即亚洲人已经理解、消化并采纳了西方最佳实践——从自由市场经济学到现代科学与技术政策，从精英统治到法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亚洲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全球治理指数，上述三国的水平最接近美国和西欧，尤其是在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方面。总体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大多数方面都远远达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标准，这将妨碍它们在教育、创业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潜力。
亚洲要想成功实现经济改革并发展服务业，需要在加大创造就业的同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有赖于治理的改善，建立健全的制度。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就是发展经济学。同时，这又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它关系到谁来掌权，以及会代表谁的利益。在这方面，亚洲不是唯一面临问题的新兴市场，但除了维持经济高增长，它还面临着实施改革、实现民众乃至全球较高预期的挑战。
因为，除了金融动荡，亚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还遭遇了停顿，而这有可能导致金融和政治上的波动。
亚洲需要改变其增长模式。尽管亚洲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遵循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但当下的主旋律之一是：亚洲应改善尚欠发达的服务领域，同时健全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亚洲经济遇冷
过去几年，亚洲各地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无法再现本世纪之初的辉煌。目前最令人关切的是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国政府正设法出台并推进市场与治理改革，引导从投资转换为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再平衡。而更为紧迫的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信贷的依赖。与此同时，近来被赞誉会成为下一个10%增长奇迹的印度正苦苦挣扎，竭力让经济增速能达到其半数的水平，并降低通胀。亚洲这两大经济体状况的变化，让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遭遇了寒潮。此外，全球经济环境较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10年变得理智得多，保护主义也愈发盛行。
正因为在过去一二十年，许多亚洲经济体追赶西方的表现如此成功，因此，它们目前正经受着经济压力，有时还面临着政治压力。为了摆脱贫困，提高中等收入排名，它们必然会采用许多一次性的发展战略。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制造业，或实现较高的中学入学率和成绩标准。但现在，以往的经济模式暴露出了缺陷。西方增长较为疲弱，当地工资和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技能短缺现象也日益严重，而先进制造业对于人力和无形资本更加看重。此外，经济上的成功也孕育了日渐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懂技术，具有创业精神，不断表达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的诉求——而这些权利都是既得利益集团所渴望保留的。
建立服务导向型经济是潮流所向
若想成功解决上述矛盾，亚洲必须进行变革。亚洲发展中地区差异迥然，决定了各国在某些方面会有不同的反应。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制造业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关键，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制造业已十分发达的国家而言，其对于就业的作用或许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伴随着地区发展，印度、越南和柬埔寨这些收入更低、更低端的制造业国家，就有望获得空间。一般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不得不转向发展有欠发达的服务部门以振兴经济。在这些地区，服务业约占到GDP的48%，较5年前略有改观，但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0%-80%，而领先的亚洲国家迫切希望能跻身这一阵营。不过，要想成功发展服务业，不仅仅要求加大商品产出，还要有更高的要求，即良好的治理和健全的制度。
对亚洲而言，建立更强大的服务导向型经济似乎是大势所趋，因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助推着国内需求的增长、消费和就业。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的服务业仍较疲弱，落后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即使在印度和菲律宾这样服务业相对较强的国家，服务业也被认为是高度专业化，或是以出口为重心，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关系不大。
若想发展成功的服务业，唯一途径是消除制度和监管壁垒。在一些亚洲经济体，教育和性别是两大限制因素。例如，印度以盛产科学家、医生和IT专家而闻名，但该国国民文盲率仍高达26%，中学毕业率很低，有十几家彼此独立的高等教育监管机构。更普遍的是，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少于男性，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不平等问题，甚至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据联合国（UN）估计，亚洲因女性就业受限而造成的损失约为每年900亿美元，而考虑到男女在受教育机会上的失衡，损失还会更高。
服务业发展的壁垒无处不在，从对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监管、税收和限制，到政府机构在抑制地方和外国初创企业和竞争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民营服务企业面临监管的重压，政府部门既是监管者，同时又是竞争对手。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服务部门，国有企业同样十分强大，无论是在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领域，还是在邮政服务、教育和医疗领域，乃至媒体领域皆是如此。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研究已引起人们对服务行业其他限制的关注，其中包括学校后续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发展欠佳的金融市场、歧视性的公共采购政策、扭曲的税收和补贴、薄弱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
改善治理、健全制度至关重要
阻碍服务业进步和去监管化的障碍突显出改善治理的重要性，不仅包括公共部门的行政能力、责任感和效率方面，还体现在监管、法律和人力资源制度的质量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治理与成功经济发展之间的必要联系变得更加明显，加上一旦采用更机械的投出产出模型，对于那些已经是高中等收入国家的亚洲经济体而言，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或许证明了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观点，即亚洲人已经理解、消化并采纳了西方最佳实践——从自由市场经济学到现代科学与技术政策，从精英统治到法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亚洲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全球治理指数，上述三国的水平最接近美国和西欧，尤其是在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方面。总体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大多数方面都远远达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标准，这将妨碍它们在教育、创业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潜力。
亚洲要想成功实现经济改革并发展服务业，需要在加大创造就业的同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有赖于治理的改善，建立健全的制度。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就是发展经济学。同时，这又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它关系到谁来掌权，以及会代表谁的利益。在这方面，亚洲不是唯一面临问题的新兴市场，但除了维持经济高增长，它还面临着实施改革、实现民众乃至全球较高预期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