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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是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进程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事业观、以注重方法与艰苦奋斗为方式的工作观、以求真务实与情系群众为标准的政绩观，是当前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重要思想武器。
[关键词] 毛泽东；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事业观
毛泽东事业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事业观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毛泽东事业观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农民起义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
早在毛泽东十六七岁时，当看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之后，他就深为祖国人民忧虑。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毛泽东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萌芽的开始。
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要“改造中国与世界”[1]。1925年，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题时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2]同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4]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事业，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此时，尽管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是“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已经内涵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说，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初步形成。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中，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全军的根本要求提了出来。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5]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党出发点”[7]。在这里，他指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和干部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上，针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8]“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毛泽东人生观，也是他的事业观的核心内容。
二、以注重方法与艰苦奋斗为方式的工作观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中敌我关系的复杂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又面临着复杂众多的革命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特别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的工作观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9]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0]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工作方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完成革命和战争的任务同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且批评了那种只提出任务而忽视工作方法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问题，革命和战争的任务也只是一句空话。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又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全党面前。1943年6月，他写就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1]的概念，系统论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领导方法和艺术。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2]这里，毛泽东强调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完成革命任务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更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毛泽东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在《不要四面出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中，对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法作了阐述，提出我们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提高一步，还多次就具体的工作方法作过精辟的总结和说明。1958年1月，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毛泽东提出了很多科学的工作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注重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他明确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3] “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14]。19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2.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5]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他关于一般到个别认识规律的具体化，是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1943年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6]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形成与实施的全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从而把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重大胜利的重要经验和不朽瑰宝，也是毛泽东工作观的重要内容。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非艰苦奋斗是不可能胜利的。1936年底，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17]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提倡艰苦奋斗，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8]
三、以求真务实与情系群众为标准的政绩观
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求真务实是一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创造政绩，而且要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是要讲认真。”他要求共产党人要从实际出发，“反对不重实际，铺张夸功。”[19]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光辉著作中强调，要在我们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他赋予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0]他说：“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21]他指出，“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许多新接任的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可恶没用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要做出政绩，必须“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作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功绩。这种伟大“政绩”的取得，是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的。建国后，我们党领导干部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贡献之中。毛泽东要求全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脚踏实地，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1958年11月，他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来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即便是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谎报政绩，要实事求是。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特别强调把讲真话作一个问题对待。对于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22]可见，求真务实是贯穿毛泽东政绩观的始终。 情系群众是毛泽东政绩观的主要特征之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真正英雄，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3]
早在1934年初，毛泽东就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4]1938年，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做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一切要考虑到群众：“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各部门应时刻注意的。”[25]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都是脱离群众的。”虽然毛泽东没有直接论述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但是，这些论述都内涵了毛泽东政绩观的思想：那就是所有的政绩都必须是为了群众，并要由群众来认可。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关于评价文艺批评的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因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这里他讲的虽然是文艺批评问题，但对我们评价“政绩”同样是适用的。“为大众的动机”就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出发点——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指所创造“政绩”达到为人民谋利益的目的。这关系到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下转第259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关键词] 毛泽东；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事业观
毛泽东事业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事业观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毛泽东事业观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农民起义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
早在毛泽东十六七岁时，当看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之后，他就深为祖国人民忧虑。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毛泽东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萌芽的开始。
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要“改造中国与世界”[1]。1925年，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题时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2]同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4]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事业，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此时，尽管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是“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已经内涵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说，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初步形成。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中，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全军的根本要求提了出来。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5]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党出发点”[7]。在这里，他指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和干部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上，针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8]“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毛泽东人生观，也是他的事业观的核心内容。
二、以注重方法与艰苦奋斗为方式的工作观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中敌我关系的复杂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又面临着复杂众多的革命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特别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的工作观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9]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0]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工作方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完成革命和战争的任务同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且批评了那种只提出任务而忽视工作方法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问题，革命和战争的任务也只是一句空话。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又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全党面前。1943年6月，他写就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1]的概念，系统论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领导方法和艺术。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2]这里，毛泽东强调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完成革命任务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更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毛泽东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在《不要四面出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中，对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法作了阐述，提出我们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提高一步，还多次就具体的工作方法作过精辟的总结和说明。1958年1月，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毛泽东提出了很多科学的工作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注重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他明确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3] “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14]。19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2.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5]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他关于一般到个别认识规律的具体化，是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1943年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6]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形成与实施的全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从而把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重大胜利的重要经验和不朽瑰宝，也是毛泽东工作观的重要内容。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非艰苦奋斗是不可能胜利的。1936年底，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17]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提倡艰苦奋斗，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8]
三、以求真务实与情系群众为标准的政绩观
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求真务实是一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创造政绩，而且要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是要讲认真。”他要求共产党人要从实际出发，“反对不重实际，铺张夸功。”[19]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光辉著作中强调，要在我们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他赋予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0]他说：“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21]他指出，“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许多新接任的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可恶没用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要做出政绩，必须“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作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功绩。这种伟大“政绩”的取得，是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的。建国后，我们党领导干部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贡献之中。毛泽东要求全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脚踏实地，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1958年11月，他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来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即便是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谎报政绩，要实事求是。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特别强调把讲真话作一个问题对待。对于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22]可见，求真务实是贯穿毛泽东政绩观的始终。 情系群众是毛泽东政绩观的主要特征之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真正英雄，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3]
早在1934年初，毛泽东就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4]1938年，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做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一切要考虑到群众：“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各部门应时刻注意的。”[25]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都是脱离群众的。”虽然毛泽东没有直接论述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但是，这些论述都内涵了毛泽东政绩观的思想：那就是所有的政绩都必须是为了群众，并要由群众来认可。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关于评价文艺批评的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因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这里他讲的虽然是文艺批评问题，但对我们评价“政绩”同样是适用的。“为大众的动机”就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出发点——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指所创造“政绩”达到为人民谋利益的目的。这关系到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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