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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作为日本独特的传统美意识，一直是影响日本人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探讨其演进过程来揭示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的特质及其连续性。
关键词：日本；美意识；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
世界上每一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不同的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历史、政治经济形态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文化。美意识，作为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同时又有其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是日本传统的美意识，它们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本文试探讨其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的连续性。
一、诚、真实(まこと)
诚，日语读作“まこと”，首先从词源上来考察，“ま”是“真”的意思，在日语古语里是一种美称，即指事物中真善美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こと”在日语中写作“言”，也写作“事”，表示人的言行，《广词苑》中对““まこと”的解释为：(1)事实的真相，非谎言。真实的、真正的，(2)不虚伪不修饰的真情，对人友善、亲切，不欺不诈。现在日语中，汉字写作“诚”。可以译作诚实、真实等意。
诚，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初始阶段普遍存在的美好情感和行为准则。在佛教和基督教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孔子在《中庸》中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在日本文化中既有与他民族的相通之处，也有自己的特色理解和内涵。
“まこと”首先是对自然万物的尊崇，早期的日本人以“真”冠以草木之上，即“真草”、“真木”，形容优质的草木，当时用真木的灰撤在海上，祈愿海上平安，因为“真”的自然物是神圣的。“まこと”还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身心”都要自然的本态、真态。“身”的真就是“净”，洁净、干净，没有污秽。“心之真”就是人类要以明净直诚的自然之心来与他人、与周围自然的草木和谐共处，与自然融为一体。明净直诚之心还要求人要存公共、集体之心?而不是私念。这与后来神道的“尊正直”是一致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地理环境往往对人类的思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诚是日本人最古老的美意识，它形成于远古时代日本人朦胧混沌的神道信仰和早期水稻农耕时代结成的共同体意识。日本列岛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日本人形成了对自然更依赖、亲密和调和的性格。这种较之与他民族对自然更严重的依赖性，从某个角度来说限制和抹煞了人类的能动性、人类意志的作用，而水稻农耕时代形成的稳固的共同体生活更进一步限制了个人、个性的发展。它要求个人的行为以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基准，才是“诚”，是真善美。而当时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则是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所以符合自然规律、有利于自然物的生发、能给共同体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的行为往往就是真善美。反之逆自然行为则会损害共同体利益，是恶，在日本神社中，神镜是最重要的“神器”，因为镜子的反射作用，可以映射出自然万物的本态，自然万物的本态才是最真、最美、最神圣的，人类在神镜面前，也要保持自然真我，不存欺诈和伪饰。
早期的日本人怀有“诚”之心与自然和谐共处，温和的气候和自然界也带给日本人诸多的恩泽。所以与他民族“敬畏和虔诚”的宗教性格和伦理道德的哲学思考相比，少了雕琢和扭曲：更多的就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具有率真性和朴素性，表现在《古事记》和《万叶集》中，就是真情和诚实，是一种无做作、无装饰的抒情表现。“诚”是日本人最早的美意识，但它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进，日本社会又生成了一新的审美理念——物之哀，但是“诚”的内涵并没有消失，它不但参与了新审美理念的形成，还和新理念一起，成为日本人永久的精神文化。
二、物之哀(まののぁゎれ)
“物之哀”日语读作“まののぁゎれ”。“物之哀”来源于“哀”。哀，原来写作“ぁほれ”、是由啊(ぁ)和哟(ほれ)两个感叹词复合而成的，最初表示人受感动而发出的声音。按万叶假名的方式写作“阿波礼”。因又与日语汉字“哀”字同音，后来便以“哀”字标示，意为“一切喜怒哀乐有感于心而发之声”。
哀是远古时代的日本人在追求神、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真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万物、对带给人类光明和温暖的太阳神的歌颂中产生的，具有集团性、原始和率真的特点，随着人类意识的进一步完善，感情日渐丰富，并且生活在四季分明、周围花草树木随季节更替而不断荣枯变换的自然环境中，日本人逐渐养成了纤细、敏感、易感伤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哀”由原来单纯的感动向怜悯、同情的方向演变，到平安时代逐渐成熟升华，形成“物之哀”这一新的审美理念。从“哀”向“物哀”的演化，紫氏部的《源氏物语》起了关键作用，在《源氏物语》中，紫氏部将人类对于外界简单的感叹发展为复杂的感动过程，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将“哀”扩展到赞赏、同情、怜悯、悲伤等含义，而其感动的对象超出了人和物，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
“物哀”在平安时代发展成熟，与平安时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日本社会从奈良时代开始大量摄人的大陆文化，提高了“贵族阶层”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遣唐使的多次派遣，不只是带回了大量唐朝的律令典章，也带回大量的诗歌、书画等艺术作品。出于对大陆文明的仰慕，整个上层社会形成了修习大陆文化的风潮。他们习汉字、吟唐诗、临摹汉画，对附庸风雅趋之若骛。文化素质的提高孕育了更丰富的思想感情，所谓“心深哀多”，这样，能知物哀的文化修养与原来敏感、纤细的性格相结合，促进哀向物哀的转变。
其次，佛教的传人对日本的社会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佛教是经由中国大陆传至日本的，但是对中日两国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在佛教传人中国以前，诸子百家已经成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佛教已经不太可能从根本上给中国人的思想信仰以冲击和震撼。而日本在佛教传人时，还处于“万物有灵，祖先信仰”原始宗教的信仰阶段，所以当佛教同儒教等的大陆文化一传入日本即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特别是佛教，在个人的人生观方面，更是取得了基本的控制权。《源氏物语》中，紫氏部用了大量的如“生命无常、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来贯穿人物的命运，来展现她深刻的物哀思想。
另外，平安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以及贵族奢华背后的虚幻无常，使整个社会充斥着无奈、感伤和惆怅的气氛。平安时代。天皇家族和外戚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权利的得失随之带来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兴荣时对失去的担忧，衰败时对命运的慨叹都尽情流露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源氏物语》正是运用一种写实的手法，通过描写源氏一家由盛及衰的过程，揭示了大量的统治阶级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依靠压榨下层贫苦百姓建立起来的奢华生活虽然使得贵族阶层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欣赏平安京四周山花草木、歌舞升平，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相反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以及歌舞升平 后无法摆脱的空虚和哀愁深深笼罩着整个上层社会，所以“厌弃秽土”去往“西天”极乐世界成为众人的精神寄托，这之中本身就隐含着深深的物哀思想。
最后，女性的悲惨命运成为“物哀”的另一大主题。“摄关”和“关白”政治的流行，王官贵族为谋取政治利益，纷纷将自小就专心培养的女儿送进皇宫，以期带来整个家族的飞黄腾达。未能进宫的也多数成为与其他政治集团联姻的工具。这样娘家会因为女儿的得宠而位高权重，变得飞横跋扈，也会随着女儿的失宠而日落西山。反过来说，娘家的实力也时常成为女儿得宠失宠的砝码。这种纯粹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础上的婚姻自然不会给妇女带来稳定幸福的生活。而联姻建立起来的政治集团关系的破裂。更让女性跌人痛苦的深渊，加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大多数妇女无法主动把握自己的爱情，只能是等待、期盼和悲叹。《源氏物语》中，描写了多个与源氏有夫妻关系或是恋情关系的女子的悲惨命运。藤原道纲之母所著的《螟蛉日记》中，在悲叹爱情变幻无常的同时，抒发了自己寂寞难耐、感情无可依托的悲观绝望之情，所以，女性的悲惨生活成为“物哀”成熟的又一重要背景。
综上所述，正是平安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促成了“物哀”意识的成熟和升华。这一审美意识经本居宣长挖掘提炼，成为今天日本的传统审美观念——物之哀。
三、空寂 闲寂 幽玄
空寂、闲寂、幽玄是日本中世形成的又一新的审美理念，日语发音为芑さび、わび、ゆづば于人。“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两者在萌芽阶段，作为美理念的含义是混同的，属于非常近似的感情状态，即由于人的要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苦恼，后来二者逐渐分离，“空寂”多用于人的心境，表现为一种寂寞苦恼的情绪；“闲寂”多用于表达艺术的境界，是一种寂寥的风雅。关于幽玄，室町时代的歌论集《正彻物语》中说幽玄是来去于心间，表露于言词的东西，就像薄雾笼罩着月亮，秋露洒落在山间的红叶上，别具一番风情。而这种风情是难以言状的，是要用心来领略的。叶渭渠先生则认为幽玄由朦胧和余情两部分构成，是一个难以用言词表达的神秘的超现实的世界。
“闲寂”“空寂”幽玄”三者即相区别，又相联系，“寂”是三者的核心理念。寂本来是指由于自然万物的衰落和荒废带给人的一种悲观的、落寞的心情，产生于平安时代的末期，应该说与“物哀”思想是并生的。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茶道和俳谐的发展，人们渐渐从这种落寞和不如意中发现、找到一种简单素朴、自然本态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所以“寂”常常表现为超脱俗世名利纷争、摆脱现实的等级秩序，恢复自然真我的淡泊的处事观念。这种观念逐渐与外来的“禅”相结合，形成中世美意识的核心，并且逐渐渗透到具体的艺术形式中去，中世的枯水庭园、茶道、能等艺术形式中都蕴含着无限的“寂”的思想。
“寂”本身也代表了无限的禅机和禅趣，“闲寂”“空寂”“幽玄”的底蕴和内涵就是“禅”的精神。可以说正是因为“禅”成为中世、特别是室町时代的文化，以“禅”为核心的“闲寂”“空寂”“幽玄”才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审美理念。如果说“禅”是佛理和精神的顿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触摸的无形的存在，“闲寂”“空寂”“幽玄”则是将“禅”有形化的过程中，与日本传统的文化、审美结合而诞生的新的理念。“禅”和以“禅”为核心的审美理念的产生及盛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战乱社会人们的精神需要。从鐮仓时代的末期到室町时代末，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和生灵涂炭造成了社会剧变与人心躁动及生活的不安，末世思想与无常思想泛滥，形成一股强大的悲观厌世的时代潮流。人们开始信仰超人力和自然力的神秘物质的存在。从而为宗教的盛行提供了社会条件，禅中既蕴藏着佛教的教义，又较之佛教通俗易懂，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等理念，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以“禅”为核心的俳谐、茶道等艺术形式，也成为人们在感慨“人生无常”时的精神寄托。
第二，武士社会的需要，中世社会是武士的社会。《武士道》一书中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还举例说，一个一流的剑术教师(柳生但马守)在他把绝技都教授给他的弟子时，告诫他们说：“超出这以上的事，非我指导所能及，必须让位于禅的指导。禅意味着在超出靠语言的表达范围的思想领域里，凭冥思默想来达到的个人的努力。”可以看出，参禅悟道对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士至关重要。禅所提倡的“静虑”、“心住一境”、“身心脱落”、“平常心”等观念，都非常有利于培养武士良好的心里素质平静地面对战争和生死。以禅为核心形成的艺术形式对于缓解武士由于身份、战争等带来的巨大压力、放松精神也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中世禅文化也是适应武士一张一驰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第三，文化的禅化。日本人的即物主义，很快使“禅”的精神蕴涵到具体的文化艺术中，茶道、水墨画和庭园艺术都成为禅的载体。这些艺术形式也因为有了禅的内涵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茶禅一味”、将喝茶与参禅联系起来形成了现在享誉世界的“茶道”。“诗禅一味”、“文禅一味”形成了中世闻名的五山文学。另外，将禅运用于造型艺术而建造的庭园，用寥寥数笔或浓或淡的线条勾勒出的充满禅趣的山水画，都成为日本人陶冶性情，颐养身心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这个时代文化全部禅化了，同时，禅也文化化了。正是这两者的紧密结合，使得“闲寂、空寂”成为代表性的审美理念。
第四，禅与日本传统精神的吻合，禅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淡雅朴素的审美倾向也非常复合传统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禅师们喜欢在深山置一草庵，观自然万象，听天籁之音，来参人间万事之根本，这与自古以来日本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的传统审美非常吻合，川端康成在谈及日本传统的能乐、水墨画所展现的日本美时曾说：“日本美的形成，不仅受禅宗和茶道的影响，而且也是源于自古以来的日本精神。”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的古老传统与中世日本的时代背景，才使得禅在日本大放异彩，成就了中世的日本文化，正是禅和传统日本精神的结合，才形成了空寂、闲寂和幽玄的美意识。
四、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的特点及其连续性
丛观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美意识，它们之间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上面说到，物哀产生于人们在追求“真”的过程中对于自然景物怜爱、同情和感动的心情。而闲寂、空寂和幽玄则是在物哀基础上的升华，是从物哀中发现的一种简单素朴、恬淡寂寥的情趣。除此之外，这些美意识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首先，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日本美意识的形成都与自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真实”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处于混沌、物我不分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直接将真善美的标准定位于自然本身，要求人类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成发育，而物哀产生于对外界自然物的感动、怜惜、同情和哀叹。可以说正是对自然的亲密，才有对周围花草树木的纤细情感、才会感慨落花流水，同时将这份纤细敏感的特性移转到世间沧桑而诞生了物哀，如果说 “真实”和“物哀”还是古代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崇敬、赞叹和感伤的话，那么“空寂、闲寂和幽玄”则是在崇敬和感伤的同时，开始对自然的模仿、提炼和主观意识上对自然本态的向往和回归，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完备，人类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终日徜徉于自然的怀抱，用艺术的形式还原自然、模仿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重要行为。俳句中的“季语”，茶道中绝大多数的竹制的器具，以及浓缩自然景观的庭园，都反映了日本人美意识中不变的核心——自然。
其次，审美是基于“心”和“情”基础上的主体和客体的融合统一。崔世广教授在《情的文化和意的文化》一文中说，日本人的心理构造从总体来说是呈现感情化特征，并将称作“主情性心里”。而且还进一步说明，这种感情不是向单一方向发展的，即不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样，主体和客体相对分离，而是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感知的关系。在这种心理构造下形成的审美也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松竹梅兰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文人墨客赞赏和描述的对象。松是刚毅不动摇；竹是有气节、不为权势和利益折腰；梅是不畏严寒风雪；兰是“花中君子”等等。其实，松竹梅兰不过是普通植物，只是按其自然习性生长，诸多的美好品格不过是按人类的意愿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所以中国的审美往往是审美主体在对客体的欣赏和评价过程中，按照主体的道德标准，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客体上形成的，审美主体居绝对的强势地位。
与此相比，日本人的审美中，主体和客体是相互融合统一、相互影响的。日本人喜欢樱花，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它盛开时的绚丽和瞬间即逝的自然本性容易带来人内心情感的变化，如同情、怜悯和感伤等。上面说到，诚(まこと)是追求自然事物的本来真我，是主客体混沌不分的状态下形成的，物之哀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主体的内心变化，同时也是用善感的心去感知而带来的心境改变。闲寂和空寂、幽玄更是主体的人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共同营造的一种氛围，所以，日本美意识，不是像中国那样以伦理道德为基准，而是充分重视审美主体的心情、心境；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绝对优势，而是主客双方相互影响、统一和融合的结果，
诚、物哀、空寂、闲寂和幽玄是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美意识。它一直是影响日本人深层文化心里的重要因素之一，了解其形成过程，理解其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日本人的深层文化心里，与之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交往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崔 巍)
关键词：日本；美意识；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
世界上每一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不同的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历史、政治经济形态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文化。美意识，作为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同时又有其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是日本传统的美意识，它们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本文试探讨其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的连续性。
一、诚、真实(まこと)
诚，日语读作“まこと”，首先从词源上来考察，“ま”是“真”的意思，在日语古语里是一种美称，即指事物中真善美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こと”在日语中写作“言”，也写作“事”，表示人的言行，《广词苑》中对““まこと”的解释为：(1)事实的真相，非谎言。真实的、真正的，(2)不虚伪不修饰的真情，对人友善、亲切，不欺不诈。现在日语中，汉字写作“诚”。可以译作诚实、真实等意。
诚，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初始阶段普遍存在的美好情感和行为准则。在佛教和基督教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孔子在《中庸》中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在日本文化中既有与他民族的相通之处，也有自己的特色理解和内涵。
“まこと”首先是对自然万物的尊崇，早期的日本人以“真”冠以草木之上，即“真草”、“真木”，形容优质的草木，当时用真木的灰撤在海上，祈愿海上平安，因为“真”的自然物是神圣的。“まこと”还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身心”都要自然的本态、真态。“身”的真就是“净”，洁净、干净，没有污秽。“心之真”就是人类要以明净直诚的自然之心来与他人、与周围自然的草木和谐共处，与自然融为一体。明净直诚之心还要求人要存公共、集体之心?而不是私念。这与后来神道的“尊正直”是一致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地理环境往往对人类的思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诚是日本人最古老的美意识，它形成于远古时代日本人朦胧混沌的神道信仰和早期水稻农耕时代结成的共同体意识。日本列岛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日本人形成了对自然更依赖、亲密和调和的性格。这种较之与他民族对自然更严重的依赖性，从某个角度来说限制和抹煞了人类的能动性、人类意志的作用，而水稻农耕时代形成的稳固的共同体生活更进一步限制了个人、个性的发展。它要求个人的行为以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基准，才是“诚”，是真善美。而当时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则是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所以符合自然规律、有利于自然物的生发、能给共同体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的行为往往就是真善美。反之逆自然行为则会损害共同体利益，是恶，在日本神社中，神镜是最重要的“神器”，因为镜子的反射作用，可以映射出自然万物的本态，自然万物的本态才是最真、最美、最神圣的，人类在神镜面前，也要保持自然真我，不存欺诈和伪饰。
早期的日本人怀有“诚”之心与自然和谐共处，温和的气候和自然界也带给日本人诸多的恩泽。所以与他民族“敬畏和虔诚”的宗教性格和伦理道德的哲学思考相比，少了雕琢和扭曲：更多的就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具有率真性和朴素性，表现在《古事记》和《万叶集》中，就是真情和诚实，是一种无做作、无装饰的抒情表现。“诚”是日本人最早的美意识，但它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进，日本社会又生成了一新的审美理念——物之哀，但是“诚”的内涵并没有消失，它不但参与了新审美理念的形成，还和新理念一起，成为日本人永久的精神文化。
二、物之哀(まののぁゎれ)
“物之哀”日语读作“まののぁゎれ”。“物之哀”来源于“哀”。哀，原来写作“ぁほれ”、是由啊(ぁ)和哟(ほれ)两个感叹词复合而成的，最初表示人受感动而发出的声音。按万叶假名的方式写作“阿波礼”。因又与日语汉字“哀”字同音，后来便以“哀”字标示，意为“一切喜怒哀乐有感于心而发之声”。
哀是远古时代的日本人在追求神、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真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万物、对带给人类光明和温暖的太阳神的歌颂中产生的，具有集团性、原始和率真的特点，随着人类意识的进一步完善，感情日渐丰富，并且生活在四季分明、周围花草树木随季节更替而不断荣枯变换的自然环境中，日本人逐渐养成了纤细、敏感、易感伤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哀”由原来单纯的感动向怜悯、同情的方向演变，到平安时代逐渐成熟升华，形成“物之哀”这一新的审美理念。从“哀”向“物哀”的演化，紫氏部的《源氏物语》起了关键作用，在《源氏物语》中，紫氏部将人类对于外界简单的感叹发展为复杂的感动过程，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将“哀”扩展到赞赏、同情、怜悯、悲伤等含义，而其感动的对象超出了人和物，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
“物哀”在平安时代发展成熟，与平安时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日本社会从奈良时代开始大量摄人的大陆文化，提高了“贵族阶层”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遣唐使的多次派遣，不只是带回了大量唐朝的律令典章，也带回大量的诗歌、书画等艺术作品。出于对大陆文明的仰慕，整个上层社会形成了修习大陆文化的风潮。他们习汉字、吟唐诗、临摹汉画，对附庸风雅趋之若骛。文化素质的提高孕育了更丰富的思想感情，所谓“心深哀多”，这样，能知物哀的文化修养与原来敏感、纤细的性格相结合，促进哀向物哀的转变。
其次，佛教的传人对日本的社会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佛教是经由中国大陆传至日本的，但是对中日两国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在佛教传人中国以前，诸子百家已经成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佛教已经不太可能从根本上给中国人的思想信仰以冲击和震撼。而日本在佛教传人时，还处于“万物有灵，祖先信仰”原始宗教的信仰阶段，所以当佛教同儒教等的大陆文化一传入日本即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特别是佛教，在个人的人生观方面，更是取得了基本的控制权。《源氏物语》中，紫氏部用了大量的如“生命无常、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来贯穿人物的命运，来展现她深刻的物哀思想。
另外，平安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以及贵族奢华背后的虚幻无常，使整个社会充斥着无奈、感伤和惆怅的气氛。平安时代。天皇家族和外戚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权利的得失随之带来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兴荣时对失去的担忧，衰败时对命运的慨叹都尽情流露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源氏物语》正是运用一种写实的手法，通过描写源氏一家由盛及衰的过程，揭示了大量的统治阶级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依靠压榨下层贫苦百姓建立起来的奢华生活虽然使得贵族阶层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欣赏平安京四周山花草木、歌舞升平，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相反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以及歌舞升平 后无法摆脱的空虚和哀愁深深笼罩着整个上层社会，所以“厌弃秽土”去往“西天”极乐世界成为众人的精神寄托，这之中本身就隐含着深深的物哀思想。
最后，女性的悲惨命运成为“物哀”的另一大主题。“摄关”和“关白”政治的流行，王官贵族为谋取政治利益，纷纷将自小就专心培养的女儿送进皇宫，以期带来整个家族的飞黄腾达。未能进宫的也多数成为与其他政治集团联姻的工具。这样娘家会因为女儿的得宠而位高权重，变得飞横跋扈，也会随着女儿的失宠而日落西山。反过来说，娘家的实力也时常成为女儿得宠失宠的砝码。这种纯粹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础上的婚姻自然不会给妇女带来稳定幸福的生活。而联姻建立起来的政治集团关系的破裂。更让女性跌人痛苦的深渊，加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大多数妇女无法主动把握自己的爱情，只能是等待、期盼和悲叹。《源氏物语》中，描写了多个与源氏有夫妻关系或是恋情关系的女子的悲惨命运。藤原道纲之母所著的《螟蛉日记》中，在悲叹爱情变幻无常的同时，抒发了自己寂寞难耐、感情无可依托的悲观绝望之情，所以，女性的悲惨生活成为“物哀”成熟的又一重要背景。
综上所述，正是平安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促成了“物哀”意识的成熟和升华。这一审美意识经本居宣长挖掘提炼，成为今天日本的传统审美观念——物之哀。
三、空寂 闲寂 幽玄
空寂、闲寂、幽玄是日本中世形成的又一新的审美理念，日语发音为芑さび、わび、ゆづば于人。“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两者在萌芽阶段，作为美理念的含义是混同的，属于非常近似的感情状态，即由于人的要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苦恼，后来二者逐渐分离，“空寂”多用于人的心境，表现为一种寂寞苦恼的情绪；“闲寂”多用于表达艺术的境界，是一种寂寥的风雅。关于幽玄，室町时代的歌论集《正彻物语》中说幽玄是来去于心间，表露于言词的东西，就像薄雾笼罩着月亮，秋露洒落在山间的红叶上，别具一番风情。而这种风情是难以言状的，是要用心来领略的。叶渭渠先生则认为幽玄由朦胧和余情两部分构成，是一个难以用言词表达的神秘的超现实的世界。
“闲寂”“空寂”幽玄”三者即相区别，又相联系，“寂”是三者的核心理念。寂本来是指由于自然万物的衰落和荒废带给人的一种悲观的、落寞的心情，产生于平安时代的末期，应该说与“物哀”思想是并生的。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茶道和俳谐的发展，人们渐渐从这种落寞和不如意中发现、找到一种简单素朴、自然本态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所以“寂”常常表现为超脱俗世名利纷争、摆脱现实的等级秩序，恢复自然真我的淡泊的处事观念。这种观念逐渐与外来的“禅”相结合，形成中世美意识的核心，并且逐渐渗透到具体的艺术形式中去，中世的枯水庭园、茶道、能等艺术形式中都蕴含着无限的“寂”的思想。
“寂”本身也代表了无限的禅机和禅趣，“闲寂”“空寂”“幽玄”的底蕴和内涵就是“禅”的精神。可以说正是因为“禅”成为中世、特别是室町时代的文化，以“禅”为核心的“闲寂”“空寂”“幽玄”才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审美理念。如果说“禅”是佛理和精神的顿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触摸的无形的存在，“闲寂”“空寂”“幽玄”则是将“禅”有形化的过程中，与日本传统的文化、审美结合而诞生的新的理念。“禅”和以“禅”为核心的审美理念的产生及盛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战乱社会人们的精神需要。从鐮仓时代的末期到室町时代末，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和生灵涂炭造成了社会剧变与人心躁动及生活的不安，末世思想与无常思想泛滥，形成一股强大的悲观厌世的时代潮流。人们开始信仰超人力和自然力的神秘物质的存在。从而为宗教的盛行提供了社会条件，禅中既蕴藏着佛教的教义，又较之佛教通俗易懂，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等理念，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以“禅”为核心的俳谐、茶道等艺术形式，也成为人们在感慨“人生无常”时的精神寄托。
第二，武士社会的需要，中世社会是武士的社会。《武士道》一书中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还举例说，一个一流的剑术教师(柳生但马守)在他把绝技都教授给他的弟子时，告诫他们说：“超出这以上的事，非我指导所能及，必须让位于禅的指导。禅意味着在超出靠语言的表达范围的思想领域里，凭冥思默想来达到的个人的努力。”可以看出，参禅悟道对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士至关重要。禅所提倡的“静虑”、“心住一境”、“身心脱落”、“平常心”等观念，都非常有利于培养武士良好的心里素质平静地面对战争和生死。以禅为核心形成的艺术形式对于缓解武士由于身份、战争等带来的巨大压力、放松精神也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中世禅文化也是适应武士一张一驰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第三，文化的禅化。日本人的即物主义，很快使“禅”的精神蕴涵到具体的文化艺术中，茶道、水墨画和庭园艺术都成为禅的载体。这些艺术形式也因为有了禅的内涵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茶禅一味”、将喝茶与参禅联系起来形成了现在享誉世界的“茶道”。“诗禅一味”、“文禅一味”形成了中世闻名的五山文学。另外，将禅运用于造型艺术而建造的庭园，用寥寥数笔或浓或淡的线条勾勒出的充满禅趣的山水画，都成为日本人陶冶性情，颐养身心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这个时代文化全部禅化了，同时，禅也文化化了。正是这两者的紧密结合，使得“闲寂、空寂”成为代表性的审美理念。
第四，禅与日本传统精神的吻合，禅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淡雅朴素的审美倾向也非常复合传统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禅师们喜欢在深山置一草庵，观自然万象，听天籁之音，来参人间万事之根本，这与自古以来日本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的传统审美非常吻合，川端康成在谈及日本传统的能乐、水墨画所展现的日本美时曾说：“日本美的形成，不仅受禅宗和茶道的影响，而且也是源于自古以来的日本精神。”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的古老传统与中世日本的时代背景，才使得禅在日本大放异彩，成就了中世的日本文化，正是禅和传统日本精神的结合，才形成了空寂、闲寂和幽玄的美意识。
四、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的特点及其连续性
丛观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美意识，它们之间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上面说到，物哀产生于人们在追求“真”的过程中对于自然景物怜爱、同情和感动的心情。而闲寂、空寂和幽玄则是在物哀基础上的升华，是从物哀中发现的一种简单素朴、恬淡寂寥的情趣。除此之外，这些美意识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首先，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日本美意识的形成都与自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真实”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处于混沌、物我不分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直接将真善美的标准定位于自然本身，要求人类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成发育，而物哀产生于对外界自然物的感动、怜惜、同情和哀叹。可以说正是对自然的亲密，才有对周围花草树木的纤细情感、才会感慨落花流水，同时将这份纤细敏感的特性移转到世间沧桑而诞生了物哀，如果说 “真实”和“物哀”还是古代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崇敬、赞叹和感伤的话，那么“空寂、闲寂和幽玄”则是在崇敬和感伤的同时，开始对自然的模仿、提炼和主观意识上对自然本态的向往和回归，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完备，人类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终日徜徉于自然的怀抱，用艺术的形式还原自然、模仿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重要行为。俳句中的“季语”，茶道中绝大多数的竹制的器具，以及浓缩自然景观的庭园，都反映了日本人美意识中不变的核心——自然。
其次，审美是基于“心”和“情”基础上的主体和客体的融合统一。崔世广教授在《情的文化和意的文化》一文中说，日本人的心理构造从总体来说是呈现感情化特征，并将称作“主情性心里”。而且还进一步说明，这种感情不是向单一方向发展的，即不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样，主体和客体相对分离，而是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感知的关系。在这种心理构造下形成的审美也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松竹梅兰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文人墨客赞赏和描述的对象。松是刚毅不动摇；竹是有气节、不为权势和利益折腰；梅是不畏严寒风雪；兰是“花中君子”等等。其实，松竹梅兰不过是普通植物，只是按其自然习性生长，诸多的美好品格不过是按人类的意愿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所以中国的审美往往是审美主体在对客体的欣赏和评价过程中，按照主体的道德标准，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客体上形成的，审美主体居绝对的强势地位。
与此相比，日本人的审美中，主体和客体是相互融合统一、相互影响的。日本人喜欢樱花，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它盛开时的绚丽和瞬间即逝的自然本性容易带来人内心情感的变化，如同情、怜悯和感伤等。上面说到，诚(まこと)是追求自然事物的本来真我，是主客体混沌不分的状态下形成的，物之哀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主体的内心变化，同时也是用善感的心去感知而带来的心境改变。闲寂和空寂、幽玄更是主体的人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共同营造的一种氛围，所以，日本美意识，不是像中国那样以伦理道德为基准，而是充分重视审美主体的心情、心境；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绝对优势，而是主客双方相互影响、统一和融合的结果，
诚、物哀、空寂、闲寂和幽玄是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美意识。它一直是影响日本人深层文化心里的重要因素之一，了解其形成过程，理解其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日本人的深层文化心里，与之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交往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崔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