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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兆言小说似乎很平常，他喜欢书写平常人的平常生活。但其实这种“平常，，又有很深的韵味值得去咀嚼：因为平常生活中有一种很稳固的永恒的东西，它是我们社会人生的基石，叶兆言对平常的书写就源于对这种“根基”的认同，本文从题材、书写心态等方面分析叶兆言小说的平常。
[关键词]平常 诗性消解 泛悲剧意味
在当代文坛上，叶兆言也许算不上风头太健，就是在南京作家中，他也比不上苏童的诡异凄艳，比不上毕飞宇的理性批判。他的小说(除文气十足的“夜泊秦淮”系列外)，似乎都给人一种平常的感觉。但着绝对不是他的小说的真正况味，这种“平常”，对身为南京大学硕士的作者而言，可以说是刻意为之，其中有很深的韵味值得读者去细细咀嚼。
首先，叶兆言小说的平常体现在作者题材选择的通俗。
叶兆言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叶圣陶在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父亲叶至诚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但叶兆言的小说却多写平民生活。他以一系列描写平民市井的小说，构筑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平民意识是骨子里的，其间透露着关注的热情、平等的理解和温和的同情：因而他笔下的生活是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其平淡的叙述中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形成一种关照或产生一种情绪。
这种笔法，既是一种师承，也是一种他人生态度的体现、文学观的体现。在其小说集《纪念少女楼兰》之“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眼熟的东西，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差一点才算真正明白。”骨子里的平民意识，使他的作品平和、平静、平实，阅读时有一种无距离的亲切感，能在心灵深处产生最隐秘的共鸣和震撼。他比较早的作品如《去影》，小说里的生活从“文革”一直延伸到了开放初期。然而我们仍然从中读不到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风云的阴晴不定，有的仍然是文弱的人物和淡淡的感情体验。这种笔法在他的小说中一直延续至今《挽歌》中为爱人的去世而悲哀至死的李欣、《艳歌》中那对因阴差阳错的爱情而结婚的夫妇、《桃花源记》中明知中了婚姻的掉包计却浑浑噩噩甘心顺水推舟的小编辑……叶兆言笔下的这些男性和女性，都好像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的街头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普通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传奇和出色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叶兆言笔下的生活‘很中国’”，他那些灰色的小人物感情尽管只是一些微澜，遭遇也不过是些个人得失，和国计民生无关，但又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氛围让人觉得这其中的生活和我们有关。王德威也评价：“读叶兆言的作品，无论是写明初风情，或是文革插曲，都让我们有种似远实近的亲切熟悉的感觉。”
叶兆言小说书写的内容包括“夜泊秦淮”系列、“抗日战争”系列、“文革”时期的农场学校、当下中国的城市乡村，他就这样分时段地完成了自己对“百年中国”的书写。在对百年中国的书写中，他始终把历史和生活还原到日常语境的过程中，让人从中感受和把握特定时空国民的普遍情感与生存本相。如“夜泊秦淮”系列中叶兆言将“历史小说”的“历史性”置换为家族性的世俗生活和个人的日常性存在。在四部作品中，作者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南京失陷与抗日战争等时代背景都推倒幕后，展示到台前的是四个有笑有泪的市井传奇：二胡琴师与军阀小妾的一段患难姻缘(《状元境》)：革命青年男女间移花接木的爱情悲喜剧(《十字铺=》)：民国遗老丁先生在追月楼中迂阔可笑的民族气节《追月楼》)：旧式家族内部的明争暗斗《半边营》)。“抗日战争”系列以中篇《夜来香》，《风雨无乡》、《日本鬼子来了》为代表。说是抗战题材，但他很少直接去写战争场面，小说里甚至见不到“日本鬼子”的面目，而只见饱受战争嘲弄和伤害的人物《夜来香》那位惠死了，她的丈夫“体育老师”从此生活在一种痛苦和郁闷当中《风雨无乡》里的那位漂亮可人的女大学生如韵，战争让她命运突变：先是在婚后不久就离开自己的丈夫李怒司令，此后数次在乡下被强迫为“妻”。小说中弥漫着哀怨和无奈的气息。叶兆言以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笔者认为，在这种平民的写作姿态中充满了作者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民间，来自实实在在的生活，更来自作家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和不尽的体恤。它既游离于主流意识和公共价值形态，又游离于宏大叙事所辐射的历史厚度，但它更逼近于生活的真实。
其次，叶兆言小说的平常体现在作者在书写故事时“平常”的心态。
(一)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
叶兆言的小说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故事、传奇般的人物，他似乎有意识地选取一些尴尬平庸的世俗生活作为题材，写凡人的庸常人生。这种题材选择绝非偶然随意，就如康德的所说：“经验就是现象(知觉)在一个意识里的综合的联结。仅就这个联结是必然的而言，因此一切知觉必然被包摄于纯粹理智概念之下，然后才用于经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日常世界是溶入了叙述者理性判断的经验世界。这种判断或解释直接浸润到小说的人物、情节乃至细节的选择或设计。叶兆言在对生活的选择上强调返回事物“本身”，而所谓事物本身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身边琐事”，是一种未加“装饰”(詹姆逊语)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对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存状态的“冷面”摹写。这种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叶兆言亦不再对遥遥的彼岸充满一种神圣的渴望。而是开始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无情地拆解所有附加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装饰”，尽可能地复制出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怀疑和拒绝，在叶兆言的一段调侃中得以明显地体现：“当我准备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小说家不能无病呻吟，小说家必须有感而发。……高晓声太熟悉农民，他归纳出的那么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吃和住……”因此，“高晓声的这两篇小说的轰动效应一向让我眼红”。然而现在，“写一篇轰动小说的雄心，早萎缩成一片模糊的影子，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
于是，在叶兆言的笔下，日常情境中男女的纠葛和生活琐事里便蕴含了人生真谛与生命本质。《艳歌》中，爱情只是一种自我虚构，这种虚构经不起日常生活的磨损，因此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不谈爱情”：就如迟敬亭和沐岚，阴差阳错的婚姻、生活中的心计较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纠葛，本应纯真无私的爱情却为琐碎、猜忌、冷淡和烦恼所磨砺。这种庸常人生言说不尽的荒谬和尴尬在叶兆言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于是读者看到的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艳歌》《悬挂的绿苹果》《桃花源记》、《古老话题》)、没有亲情的父子、父女关系(《青春无价》、《走进夜晚》)没有人情的同事关系(《关于厕所》、《叔叔的故事》)：以及新 婚蜜月的尿床(《蜜月阴影》漂亮大姑娘当众尿裤子(《关于厕所》)处于青春期的小伙子阴郁变态的性冲动，在师傅如母亲般的自我献身中得到缓解（《去影》)……等一系列令人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就是叶兆言对生活的认识，点滴琐碎，无聊尴尬又无力摆脱。通观叶兆言全部的小说，这种对无聊尴尬生活的展示已经有了哲学意味，这种对“无意义、无价值”的书写自有它的价值所在。
(二)灰色的“小人物”的尴尬人生
叶兆言写作师承了祖父书写灰色小人物尴尬人生的传统。叶圣陶先生的小说中不乏“卑琐的人生”、“灰色的生活”、“混浊一片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等，如《一篇宣言》、《潘先生在难中》、《饭》、《校长》。叶兆言自觉不自觉吸收了祖父的这一创作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也是这一类型，“张英系列”“迟钦亭系列”都是如此。张英在《悬挂的绿苹果》中是老实巴交的在婚姻中被人利用的傻女人，在《古老话题》中是谋杀亲夫的罪犯，在《去影》中是时而善良体贴的工人师傅，在《采红菱》中是痴情无私的饭店老板娘。迟钦亭在《艳歌》中是爱情不幸的大学助教，在《去影》中是脾气古怪为性意识所纠缠的残疾工人。叶兆言写出了普通人生活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悲剧的意味也就浸漫于这细碎平实的生活背后，人生的缺陷无所不在。从叶兆言对他们命运看似不瘟不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一种痛苦的情绪状态——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和无助感。叶兆言在对生活形而下的描述中包含了形而上的意味，比起他的祖父叶圣陶，叶兆言的写作中更多了一份来自西方20世纪现代大师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他用心塑造的并非是单纯的小说人物，而是当今社会中人们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他想表现人类在现实生存环境中，生命深处无法消解的精神状态。在对这群“小人物”及命运的书写中，他力求寻找生活的深层底蕴，透出小说的哲学意味。
(三)泛悲剧意味人生之哀与人性之哀
读叶兆言的小说，会在几乎每一篇中都读出一种悲剧意味：人生之哀与人性之哀。这种悲哀，与生俱来，无可逃遁：因为人有欲望。叶兆言无尽的感伤之情是通过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一欲望来揭示和体现的。欲望是原罪，是一切罪孽的终极原因。它让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他让人类遁入苦难而万劫不复。
《花影》讲述的是“不可言说的家族秘史和猥琐淫逸的肉体游戏”。甄老太爷白昼死于性事沙爷乃祥神秘中毒，少奶奶素琴偷人养汉，又与乃祥的小妾爱爱同性恋瘃族唯一的继承人妤小姐抽大烟，看春宫图，满脑子巫山云雨。三个男人远房兄弟怀甫、素琴的弟弟小云、曾经悔婚的查良钟，处于各种目的都拜倒在妤小姐的裙下。故事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淫靡虚浮的世纪末氛围，所有的堕落和死亡仿佛是神秘的宿命般的存在。《走进夜晚》也是写“性”的迷失堕落。肉体的生理快感使马文在“纵欲滥情”中一步步走向乱伦和死亡的黑暗深谷。在这起继父强奸女儿后被家人所杀的家庭悲剧中，伴随着性欲的自古而来的人伦、血缘、情爱的温情面纱被作者一一揭去，只留下对丑陋而脆弱人性的不尽喟叹。在叶兆言笔下，“动物凶猛”般的欲望之流导致了毁灭和死亡。对此，叶兆言却似乎无意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讨人性善、人性恶，也无意在描写人类的恶的膨胀时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他只是冷冷地展示现实的生存状态，展示欲望的粗鄙、心灵的荒芜、人性的毁灭。
除了对这种具有“奇观”色彩的悲剧人性和人生的揭示外，叶兆言小说多是对普通人人生悲剧的展示。在这些悲剧中，没有大善与大恶，没有刀光血影，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现实书写，但一种宿命的悲剧情调弥散在作品之中挥之不去。如迟钦亭和沐岚尴尬错位的爱情与婚姻《艳歌》)：张英明知青海人有前妻和小孩，并不真心爱她，却还是辞了剧团工作随他去了青海(《悬挂的绿苹果》蔡老四真心爱阿妍，却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因为尿了裤子，漂亮的姑娘杨海龄从此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不苟言笑，最后靠发奋苦读和远走他乡来避开自己曾经出丑的伤心之地。(《关于厕所》)。这种悲剧几乎天天都在产生和上演，它却是一种近乎无冲突的悲剧，但却是宿命的永恒的悲剧。
这种对庸常生活和软弱人性的倾心和张爱玲有些相似。他也许自觉不自觉受张的影响。这一点，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他几十年的写作始终不愠不火地讲述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喜笑歌哭。在他看来，越是平凡、朴素、原始才越具永恒性。叶兆言的小说某种程度上和张爱玲相似，侧重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写“软弱的凡人”，写“不彻底的人物”，写日常生活的琐屑细微。在他看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稳固的、各个时代都相通的人性，一种永恒的东西，它们是我们社会、人生的根基。叶兆言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就来自于对这种“根基”的认同，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层次地触摸到了生活的质感和人性的深处，写出了生活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
这就是叶兆言小说的平常。平常之中有太多令人咀嚼的东西，它敞开“召唤结构”，召唤你去探究，去思索，起品味。只有读懂了这些东西，你才会读懂叶兆言，才会对生活有别一番认识。
[关键词]平常 诗性消解 泛悲剧意味
在当代文坛上，叶兆言也许算不上风头太健，就是在南京作家中，他也比不上苏童的诡异凄艳，比不上毕飞宇的理性批判。他的小说(除文气十足的“夜泊秦淮”系列外)，似乎都给人一种平常的感觉。但着绝对不是他的小说的真正况味，这种“平常”，对身为南京大学硕士的作者而言，可以说是刻意为之，其中有很深的韵味值得读者去细细咀嚼。
首先，叶兆言小说的平常体现在作者题材选择的通俗。
叶兆言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叶圣陶在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父亲叶至诚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但叶兆言的小说却多写平民生活。他以一系列描写平民市井的小说，构筑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平民意识是骨子里的，其间透露着关注的热情、平等的理解和温和的同情：因而他笔下的生活是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其平淡的叙述中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形成一种关照或产生一种情绪。
这种笔法，既是一种师承，也是一种他人生态度的体现、文学观的体现。在其小说集《纪念少女楼兰》之“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眼熟的东西，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差一点才算真正明白。”骨子里的平民意识，使他的作品平和、平静、平实，阅读时有一种无距离的亲切感，能在心灵深处产生最隐秘的共鸣和震撼。他比较早的作品如《去影》，小说里的生活从“文革”一直延伸到了开放初期。然而我们仍然从中读不到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风云的阴晴不定，有的仍然是文弱的人物和淡淡的感情体验。这种笔法在他的小说中一直延续至今《挽歌》中为爱人的去世而悲哀至死的李欣、《艳歌》中那对因阴差阳错的爱情而结婚的夫妇、《桃花源记》中明知中了婚姻的掉包计却浑浑噩噩甘心顺水推舟的小编辑……叶兆言笔下的这些男性和女性，都好像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的街头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普通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传奇和出色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叶兆言笔下的生活‘很中国’”，他那些灰色的小人物感情尽管只是一些微澜，遭遇也不过是些个人得失，和国计民生无关，但又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氛围让人觉得这其中的生活和我们有关。王德威也评价：“读叶兆言的作品，无论是写明初风情，或是文革插曲，都让我们有种似远实近的亲切熟悉的感觉。”
叶兆言小说书写的内容包括“夜泊秦淮”系列、“抗日战争”系列、“文革”时期的农场学校、当下中国的城市乡村，他就这样分时段地完成了自己对“百年中国”的书写。在对百年中国的书写中，他始终把历史和生活还原到日常语境的过程中，让人从中感受和把握特定时空国民的普遍情感与生存本相。如“夜泊秦淮”系列中叶兆言将“历史小说”的“历史性”置换为家族性的世俗生活和个人的日常性存在。在四部作品中，作者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南京失陷与抗日战争等时代背景都推倒幕后，展示到台前的是四个有笑有泪的市井传奇：二胡琴师与军阀小妾的一段患难姻缘(《状元境》)：革命青年男女间移花接木的爱情悲喜剧(《十字铺=》)：民国遗老丁先生在追月楼中迂阔可笑的民族气节《追月楼》)：旧式家族内部的明争暗斗《半边营》)。“抗日战争”系列以中篇《夜来香》，《风雨无乡》、《日本鬼子来了》为代表。说是抗战题材，但他很少直接去写战争场面，小说里甚至见不到“日本鬼子”的面目，而只见饱受战争嘲弄和伤害的人物《夜来香》那位惠死了，她的丈夫“体育老师”从此生活在一种痛苦和郁闷当中《风雨无乡》里的那位漂亮可人的女大学生如韵，战争让她命运突变：先是在婚后不久就离开自己的丈夫李怒司令，此后数次在乡下被强迫为“妻”。小说中弥漫着哀怨和无奈的气息。叶兆言以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笔者认为，在这种平民的写作姿态中充满了作者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民间，来自实实在在的生活，更来自作家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和不尽的体恤。它既游离于主流意识和公共价值形态，又游离于宏大叙事所辐射的历史厚度，但它更逼近于生活的真实。
其次，叶兆言小说的平常体现在作者在书写故事时“平常”的心态。
(一)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
叶兆言的小说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故事、传奇般的人物，他似乎有意识地选取一些尴尬平庸的世俗生活作为题材，写凡人的庸常人生。这种题材选择绝非偶然随意，就如康德的所说：“经验就是现象(知觉)在一个意识里的综合的联结。仅就这个联结是必然的而言，因此一切知觉必然被包摄于纯粹理智概念之下，然后才用于经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日常世界是溶入了叙述者理性判断的经验世界。这种判断或解释直接浸润到小说的人物、情节乃至细节的选择或设计。叶兆言在对生活的选择上强调返回事物“本身”，而所谓事物本身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身边琐事”，是一种未加“装饰”(詹姆逊语)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对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存状态的“冷面”摹写。这种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叶兆言亦不再对遥遥的彼岸充满一种神圣的渴望。而是开始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无情地拆解所有附加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装饰”，尽可能地复制出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怀疑和拒绝，在叶兆言的一段调侃中得以明显地体现：“当我准备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小说家不能无病呻吟，小说家必须有感而发。……高晓声太熟悉农民，他归纳出的那么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吃和住……”因此，“高晓声的这两篇小说的轰动效应一向让我眼红”。然而现在，“写一篇轰动小说的雄心，早萎缩成一片模糊的影子，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
于是，在叶兆言的笔下，日常情境中男女的纠葛和生活琐事里便蕴含了人生真谛与生命本质。《艳歌》中，爱情只是一种自我虚构，这种虚构经不起日常生活的磨损，因此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不谈爱情”：就如迟敬亭和沐岚，阴差阳错的婚姻、生活中的心计较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纠葛，本应纯真无私的爱情却为琐碎、猜忌、冷淡和烦恼所磨砺。这种庸常人生言说不尽的荒谬和尴尬在叶兆言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于是读者看到的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艳歌》《悬挂的绿苹果》《桃花源记》、《古老话题》)、没有亲情的父子、父女关系(《青春无价》、《走进夜晚》)没有人情的同事关系(《关于厕所》、《叔叔的故事》)：以及新 婚蜜月的尿床(《蜜月阴影》漂亮大姑娘当众尿裤子(《关于厕所》)处于青春期的小伙子阴郁变态的性冲动，在师傅如母亲般的自我献身中得到缓解（《去影》)……等一系列令人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就是叶兆言对生活的认识，点滴琐碎，无聊尴尬又无力摆脱。通观叶兆言全部的小说，这种对无聊尴尬生活的展示已经有了哲学意味，这种对“无意义、无价值”的书写自有它的价值所在。
(二)灰色的“小人物”的尴尬人生
叶兆言写作师承了祖父书写灰色小人物尴尬人生的传统。叶圣陶先生的小说中不乏“卑琐的人生”、“灰色的生活”、“混浊一片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等，如《一篇宣言》、《潘先生在难中》、《饭》、《校长》。叶兆言自觉不自觉吸收了祖父的这一创作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也是这一类型，“张英系列”“迟钦亭系列”都是如此。张英在《悬挂的绿苹果》中是老实巴交的在婚姻中被人利用的傻女人，在《古老话题》中是谋杀亲夫的罪犯，在《去影》中是时而善良体贴的工人师傅，在《采红菱》中是痴情无私的饭店老板娘。迟钦亭在《艳歌》中是爱情不幸的大学助教，在《去影》中是脾气古怪为性意识所纠缠的残疾工人。叶兆言写出了普通人生活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悲剧的意味也就浸漫于这细碎平实的生活背后，人生的缺陷无所不在。从叶兆言对他们命运看似不瘟不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一种痛苦的情绪状态——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和无助感。叶兆言在对生活形而下的描述中包含了形而上的意味，比起他的祖父叶圣陶，叶兆言的写作中更多了一份来自西方20世纪现代大师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他用心塑造的并非是单纯的小说人物，而是当今社会中人们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他想表现人类在现实生存环境中，生命深处无法消解的精神状态。在对这群“小人物”及命运的书写中，他力求寻找生活的深层底蕴，透出小说的哲学意味。
(三)泛悲剧意味人生之哀与人性之哀
读叶兆言的小说，会在几乎每一篇中都读出一种悲剧意味：人生之哀与人性之哀。这种悲哀，与生俱来，无可逃遁：因为人有欲望。叶兆言无尽的感伤之情是通过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一欲望来揭示和体现的。欲望是原罪，是一切罪孽的终极原因。它让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他让人类遁入苦难而万劫不复。
《花影》讲述的是“不可言说的家族秘史和猥琐淫逸的肉体游戏”。甄老太爷白昼死于性事沙爷乃祥神秘中毒，少奶奶素琴偷人养汉，又与乃祥的小妾爱爱同性恋瘃族唯一的继承人妤小姐抽大烟，看春宫图，满脑子巫山云雨。三个男人远房兄弟怀甫、素琴的弟弟小云、曾经悔婚的查良钟，处于各种目的都拜倒在妤小姐的裙下。故事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淫靡虚浮的世纪末氛围，所有的堕落和死亡仿佛是神秘的宿命般的存在。《走进夜晚》也是写“性”的迷失堕落。肉体的生理快感使马文在“纵欲滥情”中一步步走向乱伦和死亡的黑暗深谷。在这起继父强奸女儿后被家人所杀的家庭悲剧中，伴随着性欲的自古而来的人伦、血缘、情爱的温情面纱被作者一一揭去，只留下对丑陋而脆弱人性的不尽喟叹。在叶兆言笔下，“动物凶猛”般的欲望之流导致了毁灭和死亡。对此，叶兆言却似乎无意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讨人性善、人性恶，也无意在描写人类的恶的膨胀时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他只是冷冷地展示现实的生存状态，展示欲望的粗鄙、心灵的荒芜、人性的毁灭。
除了对这种具有“奇观”色彩的悲剧人性和人生的揭示外，叶兆言小说多是对普通人人生悲剧的展示。在这些悲剧中，没有大善与大恶，没有刀光血影，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现实书写，但一种宿命的悲剧情调弥散在作品之中挥之不去。如迟钦亭和沐岚尴尬错位的爱情与婚姻《艳歌》)：张英明知青海人有前妻和小孩，并不真心爱她，却还是辞了剧团工作随他去了青海(《悬挂的绿苹果》蔡老四真心爱阿妍，却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因为尿了裤子，漂亮的姑娘杨海龄从此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不苟言笑，最后靠发奋苦读和远走他乡来避开自己曾经出丑的伤心之地。(《关于厕所》)。这种悲剧几乎天天都在产生和上演，它却是一种近乎无冲突的悲剧，但却是宿命的永恒的悲剧。
这种对庸常生活和软弱人性的倾心和张爱玲有些相似。他也许自觉不自觉受张的影响。这一点，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他几十年的写作始终不愠不火地讲述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喜笑歌哭。在他看来，越是平凡、朴素、原始才越具永恒性。叶兆言的小说某种程度上和张爱玲相似，侧重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写“软弱的凡人”，写“不彻底的人物”，写日常生活的琐屑细微。在他看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稳固的、各个时代都相通的人性，一种永恒的东西，它们是我们社会、人生的根基。叶兆言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就来自于对这种“根基”的认同，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层次地触摸到了生活的质感和人性的深处，写出了生活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
这就是叶兆言小说的平常。平常之中有太多令人咀嚼的东西，它敞开“召唤结构”，召唤你去探究，去思索，起品味。只有读懂了这些东西，你才会读懂叶兆言，才会对生活有别一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