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而造成数千万人伤亡（包括日本人）的裕仁天皇为什么从不道歉？为什么从不认错认罪？为什么从不忏悔？
　　15年来，不断有精通日文的美国历史学家根据陆续出土的美日档案、日记和资料，严厉抨击战后美国一意孤行，力主维持天皇制，全力保护裕仁，不让裕仁接受战犯审判，并坚持裕仁继续当天皇。这些学者指出，华府当局和战后统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的上述一系列政策，是造成日本一再拒绝为侵略暴行认错、持续歪曲及窜改侵略史实以及军国主义思想从未在日本消失的主要原因。

　　美国“尊皇派”亲日观点影响几个世代
　　美国学界战后一直支持政府的对日政策，即维持天皇制和保护裕仁。曾当过驻日大使并娶日妻的前哈佛大学“日本通”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日本史专家詹生（Marius Jansen）都是属于“尊皇派”，他们的亲日观点深深影响几个世代的美国学者。
　　出生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大卫·包加米尼（David Bergamini）于1971年出版厚达一千二百多页的巨著《日本的帝国阴谋》，有力有理地揭发裕仁及其亲信自上世纪20年代起即部署对外扩张的阴谋。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美国日本研究主流派的围剿和挞伐，而使得包加米尼抑郁以终。
　　新一代“日本通”让史料说话
　　时代终究会变的，而且是向正义与公道迈进。年轻一代的学者扬弃了老一辈学者的盲目亲日观点，他们掌握了新史料，让史料说话，而不再听信权威。
　　在这批杰出而又有实力的新一代“日本通”里，以麻省理工学院日本史讲座教授约翰·陶尔（John W. Dower）和纽约宾汉顿大学历史及社会学教授毕克斯（Herbert P. Bix）为主。陶尔的代表作是1999年出版的《拥抱战败﹕二战后的日本》;曾任教日本一桥大学并能用日文撰写学术论文的毕克斯，则于2000年推出《裕仁及近代日本的形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译本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这两部经典都曾获得普立策奖。
　　裕仁于1989年去世后，日本宫内厅即于1990年动员一批史学家和史官开始编纂《昭和天皇实录》， 历经24年，花了2.3亿日元（约216万美元），在2014年9月9日正式出版六巨册、1.2万页的《昭和天皇实录》。在该书面世前夕，日本一家大报邀请毕克斯撰写一篇评论，但附带一项条件︰不能讨论裕仁在二战中的角色与责任问题，正义感极强的毕克斯马上婉拒。
　　引用第一手材料揭发裕仁干政真面目
　　去年9月30日，76岁的毕克斯在《纽约时报》论坛版上，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的宏文《裕仁︰幕后操纵者而不是傀儡》。他引用英日文第一手材料揭发貌似忠厚木讷的裕仁积极参与战争决策，每次听到日军在中国获胜的消息或夺取占领区的捷报，即兴奋异常;反之，听到日军在南京滥杀滥抢的消息，就默不作声，更不敢下令调查。毕克斯指出，裕仁从来就不是一个傀儡，1926年登基后，对国事就很积极。
　　战后日本媒体和官方传声筒以及美国占领机构，在冷战时代刻意把裕仁描绘成一个仁慈、和蔼而又不管事的一国之君，在战时都被军人所控制，任人摆布。毕克斯强调，这都是宣传单位所制造出来的假象，真正的裕仁不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制止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他批准日军发动七七事变。

　　日本民间史家表示，《昭和天皇实录》拖这么久才出版的原因是，那批负责编纂的史家和史官一直不知如何拿捏裕仁的历史地位，不知道是捧他还是批他？结果就采取了日本人最拿手的一套：规避。不敢正视历史，乃是日本人的通病，不足为奇。
　　毕克斯和陶尔皆表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细节知之甚详，他有他自己的情报管道。每次开御前会议或其他军事会议，裕仁频频询问。毕克斯说，裕仁百分之百知道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也知道20万慰安妇的来源。
　　东京审判期间为战败者掩饰罪行
　　陶尔接受2000年冬季号《关于亚洲的教育》特刊专访时强调，美国在战后刻意保护裕仁，让他完全不必负责任，而裕仁本人又装出一副懦弱无助的伪善面目。
　　陶尔透露，在东京审判战犯期间，麦克阿瑟总部下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七三一部队和慰安妇的实情，更不能泄露美军在战后曾向七三一部队学习如何制造细菌弹。
　　
　　陶尔还说，麦克阿瑟总部一直放话说审判战俘弊端甚多，且不断黑手干预审判，竟变成了战胜者为战败者掩饰罪行，荒谬之至。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一再征询蒋介石对日本皇室存废的意见。蒋说：“此次日本战争祸首，实只几个军阀，应先将军阀打倒，至于国体问题，宜由日本人民自己解决。”蒋并建议开罗会议不必讨论日本国体问题。蒋的幕僚王宠惠发现罗斯福的幕僚哈利·霍普金斯拟订开罗宣言初稿时列出废除日本天皇制条文，立即报告蒋介石予以删除。
　　蒋在开罗会议的表现过度谨慎，眼光太小，仅专注中国战场和美援问题。罗斯福再三询问蒋是否要取回琉球，蒋竟答：中国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占领，再按国际托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后来由美国交给日本。而对中国极为友好并力主中国应为四强之一的罗斯福，对香港交还中国，比蒋还积极。罗斯福主张盟国战后军事占领日本时，中国应居主导地位，蒋婉拒。
　　尽管蒋介石建议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天皇制存废问题，并在战后提出“以德报怨”主张，但美国史家普遍认为，战后日本命运完全被美国所操控，蒋的影响力并不大。
　　保留天皇制以求稳定
　　讽刺的是，战后美国国内舆论主张废除天皇制以及把裕仁交付军法审判的呼声极大，但遭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驻日总部反对，理由是要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尤其是麦克阿瑟的两大幕僚（主管情报的韦洛比和机要秘书费洛士），更是全力保护裕仁，不让他受审，连出庭作证亦免，更不让裕仁被列为战犯。
　　麦克阿瑟本人认为只有保留天皇制，日本才能稳定下来。陶尔说，战后日本曾出现三次要求裕仁退位的呼声（1945和1946年间、1948年年底、1951年底和1952年初），麦克阿瑟总部每次都拒绝。
　　陶尔和毕克斯皆表示，美国的纵容和曲意维护，导致了日本战后政治、文化与心理的不健全——一种只会掩饰错误却又不敢面对错误的心理。毕克斯斩钉截铁地说，裕仁不认错，日本人民怎么会认错？？笏（摘自《亚洲周刊》）（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