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大多数人还是使用黑白胶片，为什么您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以下简称《中学生》）里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彩色胶片？是希望通过彩色照片来记录下更丰富的信息？
　　A：摄影术发明初始就是黑白的，而且可以自己在暗房控制后期操作，这种方式也许更符合人们对“艺术”的认定。进入彩色时期后要通过机器冲洗，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不是艺术了，美国现代彩色摄影之父威廉·埃格尔斯顿的作品，最初也是受到亚当斯、弗兰克等摄影大师的斥责，但现在看来，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我之所以用彩色胶片比较多，一是因为家庭条件允许，我从1969年开始拍照，第一张彩色照片是在1975年，用的代代红胶卷。那时我一个月工资45块钱，而一个灯光反转片就需要67块钱，加上冲洗费差不多需要100。二则是因为我1979年调到煤炭研究院后，工作就是拍幻灯，大量使用彩色反转片来翻拍一些东西，常常会从36张胶片里，挤出那么一两张来拍自己喜欢的。那时，除了《人民画报》、中新社少数几家外，少有记者用彩色的，遇到重点项目才能批几个彩色胶卷，拍回来还得检查、数片子、入库登记。
　　有一张照片（见右图），画面整体偏蓝色调，那是因为我平时都用灯光片进行室内翻拍，当时一卷还剩了一两张，因为急着冲洗，所以赶紧到学校去拍摄，结果就出了那种效果，反倒还有了一种味道。
　　所以说，“好”常常是一种感受。无论是黑白还是彩色，都是你要说话的方式。
　　说到“感受”，看那个年代的摄影作品，多是实实在在地展示一个情节、故事，而您的画面却是更多地传递出一种自我感受和气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现？
　　A：摄影人不能总是被具体的事情抓着走，跳出情节是我拍摄时的努力方向——掐头去尾、把故事打碎，才能进入场景。尽管没有故事，但观者却被一个黑洞吸引进去了。
　　举个例子，有那么多人在拍西藏，为什么吕楠的西藏会那么打动人？这个专题他拍了8年，刚到西藏时他会有感觉，但到了能把这种感觉拍出来，却需要一个漫长的感悟和发现的过程。我的拍摄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第一个学期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一次次花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去耗、去试着进入他们的世界。找的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才能把灵魂的东西“提”出来。有时，摄影不是靠思维，而是靠感觉。
　　您的这种感觉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
　　A：琢磨，看。
　　70年代初期，我最喜欢看《人民中国》——一本对外期刊，在那里你会看到外国人拍的故宫、北海、人……和我们拍的就是不一样，那些画面让我有了一种新认识。
　　另外，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自然山水中去，和那些戴着羊毛肚手巾的人接触，小时的经历养成了我这种接地气的习惯，而不是整天憋在家里研究器材。
　　对于摄影，需要有一种“爱”，就像那些斗蛐蛐的人，钻到那里面，投入、癫狂、疯子般的状态。否则，你可能看到了某个瞬间，却会因为觉得不值得拍而错过。
　　作为“四月影会”的成员，当时对摄影的讨论和思考是否也促使您有意识地思考、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A：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希望多从艺术本身来汲取营养，“四月影会”第一次展览约170幅照片几乎汇聚了当时所有的摄影艺术门类：画意、摆拍、观念、后期……真正的百花齐放，而且都很有摄影师的风格在里面。我去了6、7次，每幅照片我都写心得，把它的优点榨干，批判它的不足。
　　经常有人说：“如果我生在80年代，我也能拍出好的《中学生》！那个时代多浪漫啊……” 其实，没有不好的时代，只有不好的手艺。在拍《中学生》之前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决定了我是否能拍出这样的《中学生》。
　　作品中的学生总是有着一种向上、蓬勃、甚至圣洁的气质，这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还是因为面对镜头会刻意表现？
　　A：摄影总是在寻找在发现，里面肯定有作者自己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我所拍摄的北京171中学，学生的家长们多数文化水平较高，家境较好，学生平时接触的东西比较开阔，也许这种修养和视野造就了他们身上的一些气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