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文明先生在对姜寨的单个聚落分析中大量使用了民族学材料，对其中的现象加以解释。这其中的材料按地域可分为北美、非洲和中国少数民族几种类型，其中大部分为西方早期民族志。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联系到了和民族考古学有相似理论范式的中程理论，开始反思这一方法论的可行性，从汪宁生先生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对如何运用民族志去分析考古材料有了更深的理解。
　　【关键词】民族考古;人类学;中程理论;村落布局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053-02
　　一、民族志材料的运用
　　人们常说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过去的人类学”，这其实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时空虽然发生改变，但为什么不能试试用当下的理论方法去研究过去呢？民族考古学的诞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从透物到见人，中间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种类比提供了一个思路，有助于还原古代的社会。
　　严文明先生这篇《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就大量运用了民族志材料对考古遗存进行分析，层层推进再现了姜寨早期的社会生活的一角。他从村落的总体布局、住房的分类和分组、经济性建筑和墓地三个方面来对姜寨的社会面貌进行初步分析。
　　以下的分析仅举文中的几个例子来梳理民族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路。严先生首先描述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总体布局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墓地。
　　居住区位于中心，在居住区的北、东、南三边有壕沟为界，壕沟并非全程贯通，因此不能起排水作用。沟边整齐走向规则，可以判断是人工挖成，又不能排水，基本肯定是为了防御而设。同时壕沟很窄，并非护城河那样难以跨越，因此要有围栏才能发挥其防御作用，同时可以判断壕沟之间的间隔缺口正是哨所的位置。上面是通过对遗址的实地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但这仅仅判断了遗址的功能，对于姜寨早期的社会形态，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此时严先生引入了中亚细亚纳马兹戛二期文化中设防的村寨，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提皮营帐，巴布亚人的村落等，它们都是保留氏族制度的居民，同时为了防务的需要和强调血缘关系和生活的集体性质，把自己所居住的村落围起来，中间是广场和畜栏，或是一个较大的公共建筑。这些民族志材料中的原始社会，与姜寨遗址形态有相似之处，可以由此猜想姜寨可能是一个部落形态或是氏族社会。
　　同样，作者的分析论证非常严谨，他认为：“如果要了解姜寨早期村落的居民究竟属于何种集团，处于哪一阶段，但是根据圆圈型的房屋布局这一点来进行比较民族学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房屋的类型和各类房屋的关系，以及房屋有关的经济建筑物和墓葬等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文章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墓葬的情况，他从葬制、墓葬的大小规模、随葬品数量及优劣等方面分析发现不同的墓葬差别并不显著，因此该社会并没有出现等级分化。但是女性平均随葬器物数量多于男性，但作者并没有立刻做出“母系社会”的相关判断，而是认为：“似乎女性在社会上更受尊重。”接着他又分析了墓葬的位置，如瓮棺葬不是高度集中也并非完全分散。作者将这种现象和图斯卡罗拉部落相类比，并推断整个墓地属于胞族，而每一片墓则属于更小的单位氏族。
　　二、对“透物见人”的思考
　　通看全文，可以发现作者的论证逻辑基本成立，在不确定的地方也会加以说明，保留疑问。但是，就上述提到的壕沟与防务的关系，借用的民族志材料是中亚细亚和北美等地区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可比性有多少呢？就算是整个房屋布局的特点完全相同，但考虑到年代、环境的不同，此时此刻所看到的“一样”在那时那刻是“一样”的吗？就算遗存没有在形态上发生改变，要“透物见人”，现在看到的相似的物背后的精神生活也可能千差万别。人们所说的这种布局反映了母系社会，这个壕沟是部落的象征，这些判断也是基于学科框架建立之初考古材料的积累所得，是经验材料归纳出来的，凡事总有例外，在考古材料不断丰富的今天，用同样的范式即“什么现象对应什么结论”去看不同的遗址，是否会出现问题呢？
　　人类用来居住的房子提供一个由来已久的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它是亲属关系、地方经济、社会联结的一个枢纽，但它又和研究中的活生生的人们一同生长。它虽然是一种财产，但不同于一个水杯，一张桌子，它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它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人们心里的一种象征，它不局限于此时此刻此地的一个水泥砖土建筑，它可以建在很多地方，以各种形式，而人们不再联系之时即是它开始消失之日。当在问及“是否可能”的时候，其实已经为有关房子的研究划定了一个相对的边界，根据以往的民族志为家屋研究设置好了一个框架，仿佛是在一个文化特点鲜明、同质化程度高的群体中，有具备日常仪式的某一房屋，并且在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中不断生长，这样便可以开展房子研究，并且将“房子”这个实体概念化，继续去拥抱其他的人类学经典议题。
　　另外，作者在文中说：“中型房子的分布是分散的……看样子是一座中型房子和若干小房子组成为一个单元，居住着一个家庭——很可能是母系家族。”带着这样的推断，作者就引出了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房屋布局加以对比，并根据小型房子多把床位安排在右边的情况，推测当时是男左女右、以右为尊。作者的思路看似一脉相承，其实是因为有了一个主观判断的前提，才使得论证逻辑看似流畅，最开始他仅仅是推断姜寨这种房屋布局“可能”是母系家族，在后面的论证中却直接运用了这个假设，开始寻找与母系家族相关的民族志材料来类比，这个相互印证的过程本身就存在问题。
　　三、民族考古学的中程理论取向
　　考古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建构与解读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学科建立晚于西方，在传统史学的影响下，常常与历史文献同时出現。但我们知道考古学的时间维度远远大于历史，考古学其实是在不断地补充和重构历史。 　　外行看考古学，往往认为和历史学相近;西方看考古学，常常是放在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之下。而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考古学能成为一级学科正是因为独立的学科范式和方法论，正如徐良高先生所说：“我们认为，任何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当代人对各种古代遗存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沟通了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现象与当代的历史研究与陈述。解释包括解读与建构两个方面：解读：研究者对考古遗存现象进行的分析，推测其年代、性质和社会意义，给出某种观点或说法。建构：建立现象之间的关联，对一个行为、事件过程和历史片断等进行整体陈述。”
　　民族考古就是一种其中的解释方式。看完严文明先生的文章，会对民族考古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中程理论是对中国早期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起到了反思作用，它的创立者宾福德认为：“人类学实地考察与总结的当代一些欠发展的族群的人类行为模式及其在物质遗存上的表现是经过检验的、科学的，如因纽特人、非洲狩猎采集部族的居住、行为模式及其在物质遗存上的表现形式。这些模式可以用于我们解释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再现其背后的人类行为。”无论是中程理论还是民族考古学，他们提供一种解释考古学材料的思路，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历史材料这一个相对于考古学比较狭窄的方面。但是宾福德没有意识到他想要通过中程理论解决的问题（“对古代遗存性质的研究和相关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科学的，其理论前提是未经推敲的，结论是不可检验的。”），中程理论也不能够完全解决，正是因为这种时空的断裂和推断的不可检验性，使得中程理论也有其局限性。正如笔者在上一部分中叙述地对《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一文的思考，民族考古学的中程理论取向预设了一个单一行进的社会形态体系，认为相似的现象可以互推，这恰恰没有考虑到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以及因为不可检验导致的误差存在。
　　四、民族考古学何以可能
　　经过以上的解构，似乎民族考古学已经不复存在了，既然怎么解释都无法验证，怎么说都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还要它干吗？但始终要记得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解释角度，而解构和建构是不断进行的，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什么支撑着‘透物见人’的基本逻辑？什么样的民族志是合适的？我们如何判断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考古材料的类比对象？”民族考古学，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相互交流的过程。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但正是这种民族考古学理论范式給我们提供了对考古学材料的一种解释方式。
　　汪宁生先生在对《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中的仰韶母系社会及其方法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建议，他首先肯定了民族考古学这种方法论，认为可以更好地复原一个社会的面貌，但同时强调类比材料必须是经过选择的和恰当的。同时研究问题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满足现成的结论。针对学者频繁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现象，他建议应该根据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资料来重新进行研究相关的考古问题。
　　同时，民族考古学的提出更像是一种启发性的思考，作为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发展的议题，在对一个遗存百思不得其解时，现代民族志给了另一个角度思考的可能，也许推断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打开了思路，说不定就能找到正确的路径。
　　参考文献
　　[1]严文明.求索文明源：严文明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7.
　　[2]汪宁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J].文物，1987.
　　[3]徐良高.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G].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刘芮伽，女，汉族，重庆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创新实验班2018级“孝通班”，研究方向：博物馆学与考古学社会学调查的启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