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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苏轼的诗文作品涉及不同的领域，并透露出深厚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极具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一般而言，苏轼创作的作品与其人格魅力和内在情感具有紧密的联系，能够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阅历进行真实反映，对后世的诗文创作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就对苏轼人生经历对其思想及作品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苏轼;人生经历;思想;作品;影响
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其创造的诗文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反映，并将自身的人生态度以及心态进行生动体现[1]。苏轼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其一生有着对亲情、友情、爱情、生死和自然的体验，经历了人事的悲观离合以及宦海的大起大落，这些体验成就了苏轼的文学创作，是其诗文创作的灵魂。
一、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是苏洵的长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作者、文学家、书法家以及诗人。在苏轼的开蒙阶段，其父亲开始发奋读书，这对苏轼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苏轼未及弱冠之年就知晓经史子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二十一岁时进京赶考，并以《刑赏忠厚之至》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与赏识。此后由于苏母病逝，其不得不回乡丁忧三年，再回朝廷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内容而遭受排挤与打压，外调到杭州出任通判，后又调往湖州、徐州以及密州等地出任知州。
在公元1079年，苏轼受“乌台诗案”的影响与牵连，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并被贬至黄州成为“团练副使”，待遇和级别极低，难以满足全家温饱[2]。虽然这次经历使其難以在朝堂中立足，但是却成就了苏轼洒脱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其带领全家开垦黄州东边的荒地，以解决温饱问题，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经历中的重要阶段，其在这一使其创作了大量丰富的文学作品，为这段困难的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在1084年被调至汝州，由于路途遥远舟车劳顿，长子苏迈在途中病逝，其悲痛之下请命暂留常州。哲宗即位后打压新党，并召苏轼回朝，苏轼于这一期间晋升，官至礼部尚书，但是由于前期远离朝堂，苏轼无法适应朝廷的风起云涌，决心回到之前被贬的杭州。苏轼重回杭州后疏浚西湖，利用泥沙建筑了“苏堤”，但是天不遂人愿，苏轼又经历了多次入朝和贬官，一度被贬到海南的儋州，并在1101年再次奉旨进京时病逝于途中，结束了其颠沛流离且极为传奇的一生。
苏轼满腹才华，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的敬重与爱戴，但是由于其政治见解公正客观，对时政敢于批评，因此常遭受小人的嫉恨，被旧党和新党所不容，几经宦海沉浮，难以实现报国之志[3]。生活的不幸、官场的失意以及亲人的离世，种种变故使得苏轼只能寄托于山水，通过文学创作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悲愤与孤寂。苏轼的诗文作品与自身的人生经历具有紧密的联系，将自身文化心理、民生疾苦和现实生活进行了真实反映，充分体现了其多彩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个性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对后世的作品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苏轼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苏洵在苏轼幼年时期曾外出游学，归来后以丰富的游学经历和学识指导苏辙和苏轼，鼓励两人饱读诗书，并学会学以致用，从而增长见闻，这一经历为蘇轼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从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到老年的身披白发，其波澜壮阔的一生都在创作的诗文中得到了的充分的体现。最初的苏轼并不在意官场的失意，于杭州出任通判时常与有友人游玩西湖，并写下了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施，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这时期的苏轼正值青春年华，追求生活的情趣，对生命有着无比的热爱，利用戏谑的态度欣赏着从京城到杭州一路的风景，展示了年轻时的洒脱与飞扬。
结发妻子离世后，为了悼念妻子写下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首词《江城子·记梦》，文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不是对妻子王弗的怀念。同时该词也将自身官场生涯的苦闷遭遇加以抒发，表达了漫漫岁月中的无限感慨以及凄凉身世之情[4]。该词通过时空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采用虚实相间以及悲喜交替的手法，将痛彻心扉的情感加以传达，使人无不感叹。苏轼在这十年间，由于官场的失意以及妻子的离世，承受着人世间的悲苦，只能借以诗词来抒发对生死的释怀以及对亲人的思念。
苏轼被贬值萧条寂寞的密州城时，仍然满怀着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并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感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年时期的苏轼不甘寂寞，期望自己两鬓白发时能够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该时期的作品多具有积极向上以及高亢的情感。该词作为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之一，其上片是对出猎场面的壮观加以描写，展现猎者豪迈威武的气概;下片则是抒发治国安邦的志向，将自身报效祖国的情感加以表现。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其亲身经历生死后变得更为豁达与乐观，这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落寞之际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表达了自己的落寞之情，但是也抒发了对亲人的殷切期盼，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亲人团聚。
苏轼将自己融入到古今中，借助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达自己的潇洒气度，虽然已到中年一事无成，但是仍然不气馁、不抑郁。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成就了伟大的诗人，其精神滋养着世间万物，被后人称赞。
三、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
苏轼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其人格典范激励着后人去膜拜与学习。苏轼一生不仅具有佛家和道家的超脱之意，也有儒家的进取之心，其经历了宋朝的五代帝王。在嘉祐二年致仕，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新法的推行加以反对，被朝臣所不容，自请调任为杭州通判，后迁至密州和徐州[5]。苏轼在元丰二年遭诬陷“乌台诗案” 后，由于生活和官场上的不幸，导致其精神苦闷，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转向超脱，广泛交友，从而得以在困境上生存。苏轼在48岁重新被朝廷启用，其经历人生的起伏后心态和思想上更为平稳，多了历练与沧桑，但是仍然具有豪迈豁达的情怀。这一时期的苏轼不再参与新旧党派的变法之争，而是出任地方官，为百姓造福。但是在宋哲宗亲政后，苏轼再次被迫害与打压，被贬至惠州和儋州，最终卒于常州。对于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的宦海生涯而言，其始终秉承君子之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且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多是与自身的政治际遇相联系。苏轼的词作多是其在政治屡遭迫害且极为萎靡时所作，表达的却是崇高伟大的思想人格。 苏轼在密州出任太守时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两首词，当时其正处于“反变法”和“变法”的漩涡中，遭受到变法集团的排挤与打压，因此被迁至密州。苏轼在任上既自娱生活之乐，又勤勉治理地方，生活相对较为快乐，但是其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既有“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与雄心，也有着现实的无奈与困境。这两种思想成为苏轼该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并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开始利用生活的相关题材对自身政治诉求加以反映[6]。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思亲之作，其辗转于各地做官，希望能调任到与弟弟相近的地方为官，便于亲人之间的相聚，但是其愿望最终落空，因此苏轼在中秋佳节对着明月，于酒兴正酣之际写下这首相思之情的名作。该词表达了一种天问的思想情感，对生命和现实理念以及人生的迷惘加以体现，具有哲理性，向世人展现了词人的积极乐观精神，传达了词人善良愿望之感。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则是苏轼怀妻之作，利用凝重的深情、和缓的语调以及质朴的情感来感染人;在政治苦闷之际对亲人的想念，并通过诗作来慰藉自己的凄苦之情，借悼念亡妻哀自己之伤，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加以表达。
苏轼的人生观相对复杂，其对释、道、儒等各家思想加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通过“内到外儒”的形式将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思想加以统一，并立足于儒家思想，撰写了《论语说》、《书传》和《易传》这三部经学著作。苏轼出生于蜀地，该地易学特盛，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其对经学内容涉猎广泛，并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进行了多方面表达。如在对“道”和“陰阳”等概念进行理解时，苏轼认为“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同时苏轼认为治理国家应“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这一观点也反映出其对王安石变法的哲学依据不够赞同。苏轼在《易传》中对性情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以及“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对于苏轼而言，情是因性而自然发动，属于具体可感的性，而命是由性而存在，因此没有善恶之别，性外无情，情外无性。此外，苏轼在“三教合一”思想的潮流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加以具体化，贬居时期以佛家思想为主，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
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对贬逐淡然处之，并进行自我解嘲，如在《出道黄州》一诗中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难以施展自身的抱负，但是其利用佛老思想深自省察，达到身心皆空以及物我相忘的心境，其创作的《定风波》、《西江月》、《前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等著作大多悠然旷远。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虽多交织多种思想情感与人生态度，如豪迈和消沉、入世和出世、旷达与悲苦等，但是自适随缘、超然物外的佛家思想仍然是其创作基调[7]。苏轼在黄州时期面对着如何在逐客生涯中自处的问题，由于远离朝堂，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只能东坡躬耕，出游访友，因此该时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当然，苏轼并不沉溺与佛学教义中，知识利用其“静而达”的思想來保持自身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对美好事物和人生进行执着追求，在困境中安然处之。
重实践是苏轼的重要思想之一，其认为一切才能和知识都需借助实践加以实施，并在《日喻》中通过寓言进行了深刻的表达[8]。苏轼在杭州出任通判时与知州陈襄交好，两人都爱好禅学，陈襄对玄妙虚空的禅理研究颇深，而苏轼对禅学中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内容加以读取，这表明苏轼更为重视各家学说切合实际的理论。同时苏轼的政治主张是结合实际，对汉、唐时期的明君良相事迹多加谈论，并将汉、唐治世中具有可行性的经验视为真正的典范，严厉批评士大夫沉溺于佛老思想的态度，重视具有可行性且利国利民的思想理论，而难以容忍佛、道二家不切实际的虚无理念。苏轼在逆境顺境以及在朝在野时，其都是忠于实践，不沉溺于虚无理论中，时常警惕着佛、道二家的流弊，不受其消极思想的影响。
惠州和儋州的生活是苏轼黄州生活的继续，其在该时期的思想亦是黄州时期的发展，认为“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并且受道家空间观和佛家时间观的影响，将蚊蚋呼吸与世间万物的生存等量其观。虽然苏轼在黄州时期偶有沮丧和豪迈之气，但是由于年事日高，其在儋州贬谪期间表现的则多是随缘自然、胸无芥蒂的精神境界，虽然有对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但是也更为关注政事。深沉复杂的人生感慨是苏轼在其贬谪使其的重要内容，身处逆境仍然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和追求，更善于从生活小事中发现情趣与诗意。
四、结束语
苏轼一生跌但起伏，其在宦海中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只能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自身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苏轼创造的文学作品及其思想都与其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思想及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多彩的人格魅力、独特的个性特点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其作品反对束缚和雕琢，不拘泥于形式，文意浪漫与自由，于嬉笑怒骂间皆成文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些复杂的思想情感、漫长的生活阅历以及丰富的学识见闻，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闽红.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3：79-82.
[2]关健.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诗风的影响[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06：101.
[3]王小兰.苏过诗歌创作中的隐逸情结及其成因[J].名作欣赏，2010，11：29-31+34.
[4]冷成金.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J].社会科学战线，2010，02：156-160.
[5]周晓音.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22-27.
[6]马里扬.“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J].文学遗产，2012，01：69-80.
[7]莫砺锋.苏轼与人生[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01：2-16+28.
[8]李恒.苏轼两首代表词与其人生经历关系研究——兼谈大学语文诗歌教学的一个重点[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05：33-34.
【关键词】苏轼;人生经历;思想;作品;影响
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其创造的诗文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反映，并将自身的人生态度以及心态进行生动体现[1]。苏轼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其一生有着对亲情、友情、爱情、生死和自然的体验，经历了人事的悲观离合以及宦海的大起大落，这些体验成就了苏轼的文学创作，是其诗文创作的灵魂。
一、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是苏洵的长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作者、文学家、书法家以及诗人。在苏轼的开蒙阶段，其父亲开始发奋读书，这对苏轼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苏轼未及弱冠之年就知晓经史子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二十一岁时进京赶考，并以《刑赏忠厚之至》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与赏识。此后由于苏母病逝，其不得不回乡丁忧三年，再回朝廷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内容而遭受排挤与打压，外调到杭州出任通判，后又调往湖州、徐州以及密州等地出任知州。
在公元1079年，苏轼受“乌台诗案”的影响与牵连，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并被贬至黄州成为“团练副使”，待遇和级别极低，难以满足全家温饱[2]。虽然这次经历使其難以在朝堂中立足，但是却成就了苏轼洒脱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其带领全家开垦黄州东边的荒地，以解决温饱问题，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经历中的重要阶段，其在这一使其创作了大量丰富的文学作品，为这段困难的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在1084年被调至汝州，由于路途遥远舟车劳顿，长子苏迈在途中病逝，其悲痛之下请命暂留常州。哲宗即位后打压新党，并召苏轼回朝，苏轼于这一期间晋升，官至礼部尚书，但是由于前期远离朝堂，苏轼无法适应朝廷的风起云涌，决心回到之前被贬的杭州。苏轼重回杭州后疏浚西湖，利用泥沙建筑了“苏堤”，但是天不遂人愿，苏轼又经历了多次入朝和贬官，一度被贬到海南的儋州，并在1101年再次奉旨进京时病逝于途中，结束了其颠沛流离且极为传奇的一生。
苏轼满腹才华，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的敬重与爱戴，但是由于其政治见解公正客观，对时政敢于批评，因此常遭受小人的嫉恨，被旧党和新党所不容，几经宦海沉浮，难以实现报国之志[3]。生活的不幸、官场的失意以及亲人的离世，种种变故使得苏轼只能寄托于山水，通过文学创作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悲愤与孤寂。苏轼的诗文作品与自身的人生经历具有紧密的联系，将自身文化心理、民生疾苦和现实生活进行了真实反映，充分体现了其多彩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个性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对后世的作品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苏轼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苏洵在苏轼幼年时期曾外出游学，归来后以丰富的游学经历和学识指导苏辙和苏轼，鼓励两人饱读诗书，并学会学以致用，从而增长见闻，这一经历为蘇轼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轼从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到老年的身披白发，其波澜壮阔的一生都在创作的诗文中得到了的充分的体现。最初的苏轼并不在意官场的失意，于杭州出任通判时常与有友人游玩西湖，并写下了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施，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这时期的苏轼正值青春年华，追求生活的情趣，对生命有着无比的热爱，利用戏谑的态度欣赏着从京城到杭州一路的风景，展示了年轻时的洒脱与飞扬。
结发妻子离世后，为了悼念妻子写下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首词《江城子·记梦》，文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不是对妻子王弗的怀念。同时该词也将自身官场生涯的苦闷遭遇加以抒发，表达了漫漫岁月中的无限感慨以及凄凉身世之情[4]。该词通过时空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采用虚实相间以及悲喜交替的手法，将痛彻心扉的情感加以传达，使人无不感叹。苏轼在这十年间，由于官场的失意以及妻子的离世，承受着人世间的悲苦，只能借以诗词来抒发对生死的释怀以及对亲人的思念。
苏轼被贬值萧条寂寞的密州城时，仍然满怀着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并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感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年时期的苏轼不甘寂寞，期望自己两鬓白发时能够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该时期的作品多具有积极向上以及高亢的情感。该词作为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之一，其上片是对出猎场面的壮观加以描写，展现猎者豪迈威武的气概;下片则是抒发治国安邦的志向，将自身报效祖国的情感加以表现。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其亲身经历生死后变得更为豁达与乐观，这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落寞之际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表达了自己的落寞之情，但是也抒发了对亲人的殷切期盼，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亲人团聚。
苏轼将自己融入到古今中，借助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达自己的潇洒气度，虽然已到中年一事无成，但是仍然不气馁、不抑郁。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成就了伟大的诗人，其精神滋养着世间万物，被后人称赞。
三、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
苏轼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其人格典范激励着后人去膜拜与学习。苏轼一生不仅具有佛家和道家的超脱之意，也有儒家的进取之心，其经历了宋朝的五代帝王。在嘉祐二年致仕，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新法的推行加以反对，被朝臣所不容，自请调任为杭州通判，后迁至密州和徐州[5]。苏轼在元丰二年遭诬陷“乌台诗案” 后，由于生活和官场上的不幸，导致其精神苦闷，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转向超脱，广泛交友，从而得以在困境上生存。苏轼在48岁重新被朝廷启用，其经历人生的起伏后心态和思想上更为平稳，多了历练与沧桑，但是仍然具有豪迈豁达的情怀。这一时期的苏轼不再参与新旧党派的变法之争，而是出任地方官，为百姓造福。但是在宋哲宗亲政后，苏轼再次被迫害与打压，被贬至惠州和儋州，最终卒于常州。对于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的宦海生涯而言，其始终秉承君子之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且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多是与自身的政治际遇相联系。苏轼的词作多是其在政治屡遭迫害且极为萎靡时所作，表达的却是崇高伟大的思想人格。 苏轼在密州出任太守时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两首词，当时其正处于“反变法”和“变法”的漩涡中，遭受到变法集团的排挤与打压，因此被迁至密州。苏轼在任上既自娱生活之乐，又勤勉治理地方，生活相对较为快乐，但是其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既有“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与雄心，也有着现实的无奈与困境。这两种思想成为苏轼该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并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开始利用生活的相关题材对自身政治诉求加以反映[6]。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思亲之作，其辗转于各地做官，希望能调任到与弟弟相近的地方为官，便于亲人之间的相聚，但是其愿望最终落空，因此苏轼在中秋佳节对着明月，于酒兴正酣之际写下这首相思之情的名作。该词表达了一种天问的思想情感，对生命和现实理念以及人生的迷惘加以体现，具有哲理性，向世人展现了词人的积极乐观精神，传达了词人善良愿望之感。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则是苏轼怀妻之作，利用凝重的深情、和缓的语调以及质朴的情感来感染人;在政治苦闷之际对亲人的想念，并通过诗作来慰藉自己的凄苦之情，借悼念亡妻哀自己之伤，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加以表达。
苏轼的人生观相对复杂，其对释、道、儒等各家思想加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通过“内到外儒”的形式将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思想加以统一，并立足于儒家思想，撰写了《论语说》、《书传》和《易传》这三部经学著作。苏轼出生于蜀地，该地易学特盛，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其对经学内容涉猎广泛，并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进行了多方面表达。如在对“道”和“陰阳”等概念进行理解时，苏轼认为“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同时苏轼认为治理国家应“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这一观点也反映出其对王安石变法的哲学依据不够赞同。苏轼在《易传》中对性情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以及“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对于苏轼而言，情是因性而自然发动，属于具体可感的性，而命是由性而存在，因此没有善恶之别，性外无情，情外无性。此外，苏轼在“三教合一”思想的潮流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加以具体化，贬居时期以佛家思想为主，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
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对贬逐淡然处之，并进行自我解嘲，如在《出道黄州》一诗中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难以施展自身的抱负，但是其利用佛老思想深自省察，达到身心皆空以及物我相忘的心境，其创作的《定风波》、《西江月》、《前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等著作大多悠然旷远。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虽多交织多种思想情感与人生态度，如豪迈和消沉、入世和出世、旷达与悲苦等，但是自适随缘、超然物外的佛家思想仍然是其创作基调[7]。苏轼在黄州时期面对着如何在逐客生涯中自处的问题，由于远离朝堂，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只能东坡躬耕，出游访友，因此该时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当然，苏轼并不沉溺与佛学教义中，知识利用其“静而达”的思想來保持自身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对美好事物和人生进行执着追求，在困境中安然处之。
重实践是苏轼的重要思想之一，其认为一切才能和知识都需借助实践加以实施，并在《日喻》中通过寓言进行了深刻的表达[8]。苏轼在杭州出任通判时与知州陈襄交好，两人都爱好禅学，陈襄对玄妙虚空的禅理研究颇深，而苏轼对禅学中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内容加以读取，这表明苏轼更为重视各家学说切合实际的理论。同时苏轼的政治主张是结合实际，对汉、唐时期的明君良相事迹多加谈论，并将汉、唐治世中具有可行性的经验视为真正的典范，严厉批评士大夫沉溺于佛老思想的态度，重视具有可行性且利国利民的思想理论，而难以容忍佛、道二家不切实际的虚无理念。苏轼在逆境顺境以及在朝在野时，其都是忠于实践，不沉溺于虚无理论中，时常警惕着佛、道二家的流弊，不受其消极思想的影响。
惠州和儋州的生活是苏轼黄州生活的继续，其在该时期的思想亦是黄州时期的发展，认为“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并且受道家空间观和佛家时间观的影响，将蚊蚋呼吸与世间万物的生存等量其观。虽然苏轼在黄州时期偶有沮丧和豪迈之气，但是由于年事日高，其在儋州贬谪期间表现的则多是随缘自然、胸无芥蒂的精神境界，虽然有对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但是也更为关注政事。深沉复杂的人生感慨是苏轼在其贬谪使其的重要内容，身处逆境仍然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和追求，更善于从生活小事中发现情趣与诗意。
四、结束语
苏轼一生跌但起伏，其在宦海中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只能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自身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苏轼创造的文学作品及其思想都与其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思想及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多彩的人格魅力、独特的个性特点以及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其作品反对束缚和雕琢，不拘泥于形式，文意浪漫与自由，于嬉笑怒骂间皆成文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些复杂的思想情感、漫长的生活阅历以及丰富的学识见闻，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闽红.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3：79-82.
[2]关健.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诗风的影响[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06：101.
[3]王小兰.苏过诗歌创作中的隐逸情结及其成因[J].名作欣赏，2010，11：29-31+34.
[4]冷成金.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J].社会科学战线，2010，02：156-160.
[5]周晓音.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22-27.
[6]马里扬.“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J].文学遗产，2012，01：69-80.
[7]莫砺锋.苏轼与人生[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01：2-16+28.
[8]李恒.苏轼两首代表词与其人生经历关系研究——兼谈大学语文诗歌教学的一个重点[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05：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