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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廉洁思想博大精深，体量丰富，不仅存在于官方典籍之中，也广泛存在于乡规民约和私人著述之内。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通篇蕴含着廉洁思想。
《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由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制定并在当地推行。该乡约对村民道德、行为规范和乡村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吕氏乡约》建立在关学思想基础之上，继承了关学“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中“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在其“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约文中，都含有丰富的廉洁思想，对乡民提出了相关要求。
在“德业相励”部分，约文提出乡民要“能择交游，能守廉介”，就是能选择良友交游，能坚守廉洁品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德，就是善行。相反，不能择良友交游，不能持守廉洁，就是无德，就是恶行。《吕氏乡约》要求乡民“见善必行，闻过必改”。
在“过失相规”部分，约文中有“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的界定，分别指违犯道义的过失、触犯乡约的过失、不重视修身的过失。
“犯义之过”的表现之一，是“营私太甚”，也就是私心太重。《吕氏乡约》举例说，“营私太甚”即“与人交易，伤于掊克者;专务进取，不恤余事者;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与人交易过于贪心而使人吃亏的，一心想夺取财物而不計后果的，无缘无故爱求人借贷的，受人寄托却乘机欺诈他人的。这些都是不廉洁的行为，违反了道义，要受到惩罚。
“不修之过”的表现之一，是“用度不节”，即“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吕氏乡约》反对不管家庭经济情况而过度奢侈浪费，不能安于贫困而从邪路上谋求收入的行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在“礼俗相交”中，廉洁思想体现得更为具体。在婚姻、丧葬和祭祀等礼俗场合中，不能铺张浪费。在聚会时，食物和饮酒的费用要与平时用餐一样，不能有丝毫浪费。遇到庆吊时需要送礼，也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限度。《吕氏乡约》规定，婚嫁、庆贺等的礼钱，多不过三千文铜钱，少至一二百文铜钱;丧葬时送礼，多不过五千文铜钱，少至三四百文;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等，助济者多不过三千文，少至二三百文。
在乡约仪式中，《吕氏乡约》规定罚款的数目也不多。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更轻微的过失，经人规劝后能改正的，只记录在案，免予处罚。罚款数目的下限与送礼数目相同，而上限最多不过五百，仅是送礼上限的六分之一，这既体现了乡约的社会教化宗旨，也体现了儒家的“慎罚”思想。
对乡约的主事即约正的人选，不管其文化程度如何，唯一的要求是“正直不阿”，由大家推举一个正直不阿的人担任，目的在于保证裁决和赏罚的公平公正。
在《吕氏乡约》中，从人们的行为规范，到对过失的处罚，再到约正的选择，处处可见廉洁的因子，可以说，《吕氏乡约》是一个廉洁的乡约。
“廉洁”不仅指反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也有洁身自好、公正无私的含义。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这是最早出现“廉洁”一词的文献。东汉学者王逸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吕氏乡约》是蓝田乡民自愿约定的，并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来确保达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成为对国家律令的必要补充。所以《吕氏乡约》公布后，吕氏兄弟和当地乡民都自觉执行，按照乡约来要求自己。
吕氏兄弟为蓝田望族，家境殷实，他们的自律意识很强，不会随心所欲。一次，老大吕大忠端坐厅堂，老二吕大防的妻子以为丈夫为当朝宰相，就由两个婢女搀扶着前来拜见。吕大忠大为恼火，说：“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吕大防因此事羞愧难当，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老四吕大临也能够按照乡约约束自己，“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在吕氏兄弟中，他留下的文字最多，所以《蓝田吕氏集》注明为吕大临等著。老三吕大钧死后，蓝田乡民“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
这些都是《吕氏乡约》实行后的表现和成果。
《吕氏乡约》的推行，对当地乡民有自动约束的作用，乡民也有自觉履行的义务。乡约的善加引导和从旁帮助，使地方实现有序和谐的局面。如有违背乡约的规定，会每月聚集一次，按照约规处理，化解矛盾，平息事态。这样的乡约，对乡民来说，量体裁衣，符合实际;对官府来说，乐观其成，达到了治理地方的目的。
乡约自觉约定的最大优势，是能够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是非善恶尽管都有一般的认识，但在各地表现出来的程度和事态并不相同。而对当地实际了解最深的，莫过于当地居民。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深切感到需要特别表彰什么样的善，痛恨什么样的恶，也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管用见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今天回望《吕氏乡约》中蕴含的廉洁思想，其相互约定、自我约束、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9月27日）
《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由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制定并在当地推行。该乡约对村民道德、行为规范和乡村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吕氏乡约》建立在关学思想基础之上，继承了关学“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中“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在其“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约文中，都含有丰富的廉洁思想，对乡民提出了相关要求。
在“德业相励”部分，约文提出乡民要“能择交游，能守廉介”，就是能选择良友交游，能坚守廉洁品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德，就是善行。相反，不能择良友交游，不能持守廉洁，就是无德，就是恶行。《吕氏乡约》要求乡民“见善必行，闻过必改”。
在“过失相规”部分，约文中有“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的界定，分别指违犯道义的过失、触犯乡约的过失、不重视修身的过失。
“犯义之过”的表现之一，是“营私太甚”，也就是私心太重。《吕氏乡约》举例说，“营私太甚”即“与人交易，伤于掊克者;专务进取，不恤余事者;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与人交易过于贪心而使人吃亏的，一心想夺取财物而不計后果的，无缘无故爱求人借贷的，受人寄托却乘机欺诈他人的。这些都是不廉洁的行为，违反了道义，要受到惩罚。
“不修之过”的表现之一，是“用度不节”，即“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吕氏乡约》反对不管家庭经济情况而过度奢侈浪费，不能安于贫困而从邪路上谋求收入的行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在“礼俗相交”中，廉洁思想体现得更为具体。在婚姻、丧葬和祭祀等礼俗场合中，不能铺张浪费。在聚会时，食物和饮酒的费用要与平时用餐一样，不能有丝毫浪费。遇到庆吊时需要送礼，也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限度。《吕氏乡约》规定，婚嫁、庆贺等的礼钱，多不过三千文铜钱，少至一二百文铜钱;丧葬时送礼，多不过五千文铜钱，少至三四百文;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等，助济者多不过三千文，少至二三百文。
在乡约仪式中，《吕氏乡约》规定罚款的数目也不多。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更轻微的过失，经人规劝后能改正的，只记录在案，免予处罚。罚款数目的下限与送礼数目相同，而上限最多不过五百，仅是送礼上限的六分之一，这既体现了乡约的社会教化宗旨，也体现了儒家的“慎罚”思想。
对乡约的主事即约正的人选，不管其文化程度如何，唯一的要求是“正直不阿”，由大家推举一个正直不阿的人担任，目的在于保证裁决和赏罚的公平公正。
在《吕氏乡约》中，从人们的行为规范，到对过失的处罚，再到约正的选择，处处可见廉洁的因子，可以说，《吕氏乡约》是一个廉洁的乡约。
“廉洁”不仅指反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也有洁身自好、公正无私的含义。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这是最早出现“廉洁”一词的文献。东汉学者王逸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吕氏乡约》是蓝田乡民自愿约定的，并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来确保达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成为对国家律令的必要补充。所以《吕氏乡约》公布后，吕氏兄弟和当地乡民都自觉执行，按照乡约来要求自己。
吕氏兄弟为蓝田望族，家境殷实，他们的自律意识很强，不会随心所欲。一次，老大吕大忠端坐厅堂，老二吕大防的妻子以为丈夫为当朝宰相，就由两个婢女搀扶着前来拜见。吕大忠大为恼火，说：“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吕大防因此事羞愧难当，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老四吕大临也能够按照乡约约束自己，“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在吕氏兄弟中，他留下的文字最多，所以《蓝田吕氏集》注明为吕大临等著。老三吕大钧死后，蓝田乡民“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
这些都是《吕氏乡约》实行后的表现和成果。
《吕氏乡约》的推行，对当地乡民有自动约束的作用，乡民也有自觉履行的义务。乡约的善加引导和从旁帮助，使地方实现有序和谐的局面。如有违背乡约的规定，会每月聚集一次，按照约规处理，化解矛盾，平息事态。这样的乡约，对乡民来说，量体裁衣，符合实际;对官府来说，乐观其成，达到了治理地方的目的。
乡约自觉约定的最大优势，是能够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是非善恶尽管都有一般的认识，但在各地表现出来的程度和事态并不相同。而对当地实际了解最深的，莫过于当地居民。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深切感到需要特别表彰什么样的善，痛恨什么样的恶，也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管用见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今天回望《吕氏乡约》中蕴含的廉洁思想，其相互约定、自我约束、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