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是培育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内生增长理论也指出“企业家活力”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基础。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来,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迅速,非农就业的扩张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农村生产力,进而改善了农民福利。虽然非农就业在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创业精神”也不容忽视。由于创业通常存在一个最低资本要求,资金约束就成为制约个人实现创业的重要障碍。成功的创业者会通过积累储蓄来缓解信贷约束,并实现最优规模的创业经营。但是如果信贷约束持续存在,这将妨碍创业者将最优规模的资金投资于已有经营项目,并最终制约创业绩效的提升。2004-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对农村金融发展做出批示,要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职责。近年来又特别强调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种养大户和县域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那么信贷约束是否会制约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信贷约束的持续存在会给农村家庭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绩效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村家庭?围绕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本文首先从农村家庭创业的基本特征、信贷需求现状和创业绩效情况方面分析了农村家庭创业的现状;其次,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4405户农村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并通过研究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然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649户农村创业家庭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通过研究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创业家庭在创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信贷约束可能会影响其创业绩效,本文还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最后,本文通过国内外金融创新支持家庭创业的典型案例分析了金融创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并总结讨论了农村金融机构应如何更好地支持农村家庭的创业活动。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农村家庭创业的现状分析本部分内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的创业现状。统计结果表明:从农村家庭创业的基本特征来看,得益于地理优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比重最高,且该地区企业家和自我雇佣创业户所占比例也高于中西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比重最低。农村家庭创业首选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从农村家庭创业的信贷需求现状来看,在信贷市场参与方面,创业户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均高于非创业户,并且企业家创业户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均高于自我雇佣创业户。此外,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在信贷市场的参与度方面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创业户,且无论是企业家创业户还是自我雇佣创业户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创业户;在信贷可获性方面,创业户的非正规借款可获性要高于正规借款,并且企业家创业户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拥有贷款的比例和贷款获得额度平均值均高于自我雇佣创业户;在信贷约束方面,与创业户相比,非创业户受信贷约束的比例较高,并且自我雇佣创业户受信贷约束的比例要高于企业家创业户。此外,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受信贷约束情况存在差异,中部地区创业户受信贷约束的比重要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户受信贷约束的比例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自我雇佣创业户受信贷约束的比例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当具体分析创业户所面临的生产性信贷约束时,企业家创业户受生产性信贷约束的比例与自我雇佣创业户相当,并且企业家创业户较多受风险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而自我雇佣创业户较多受风险配给和数量配给。从农村家庭创业的绩效情况来看,不受约束的创业户的毛收入、成本和净利润均高于受约束的创业户。此外,不受约束的企业家创业户的毛收入、成本和净利润也均高于受约束的企业家创业户;而不受约束的自我雇佣创业户的毛收入和成本均高于受约束的自我雇佣创业户,但两者的净利润水平相当。研究内容二: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本部分内容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估计显示信贷约束显著制约了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比例越高、家庭总资产越高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而户主年龄越大、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低。此外,相对于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相对较低。从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来看,信贷约束显著制约了财富分布位于最低25%、50%-75%以及最高25%的样本家庭的创业选择,且对财富水平最低的农村家庭(即财富分布位于0-25%的家庭)创业选择的制约作用较强。此外,信贷约束对于户主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制约作用也更强。研究内容三: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本部分内容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显著制约了中国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户主年龄和风险偏好、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总资产对于农村创业家庭的企业家精神也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中国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将信贷约束划分为数量配给型、交易成本配给型和风险配给型后,研究发现,数量配给型、交易成本配给型和风险配给型信贷约束均显著制约了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且数量配给型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大,而交易成本配给型信贷约束对农村创业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小。研究内容四: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本部分内容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借贷额可以显著提高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的创业利润,但对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的创业利润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看,对于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而言,增加1000元的借贷额可以使该农村家庭的创业利润提升0.25%;而对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而言,增加1000元的借贷额可以使该农村家庭的创业利润提升0.05% (统计上并不显著)。由此可知,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创业家庭的资本边际收益要显著高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创业家庭。信贷约束对于全样本农村创业家庭的利润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受信贷约束的农村创业家庭的利润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信贷约束影响受约束农村创业家庭的年平均利润损失为646元/户,占其利润均值的比重约为18.95%。研究内容五:金融创新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经验考察本部分内容首先理论分析了金融创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然后对国内外金融创新支持农村家庭创业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小组贷款模式缓解了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为那些有创业项目但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创业者提供了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了其所面临的数量配给型和风险配给型信贷约束。基于格莱取银行模式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在为创业者提供信贷资金的同时,还会提供与创业相关的非信贷式服务,如文化教育、技术指导、领导力能力培训等,这些非信贷式服务在支持创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小额信贷在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实践来看,各地区在对小组贷款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会根据该地区经济、社会特点来修正小组贷款技术中的不适应要素,因此,我国发展小额信贷也应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贷款技术加以适应性改造,如对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创业户,他们可以提供有效的抵押品和担保条件,农村金融机构应从创新抵押、担保技术方面来创新小额信贷贷款技术,从而有效缓解创业户所可能面临的数量配给型、风险配给型或交易成本配给型信贷约束。美国社区银行模式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诸如银行规模较小,仅向所在社区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核心存款来源于社区内部,且所吸收的资金也以贷款形式发放给社区内的客户,支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基于地缘、人缘优势,主要采用关系型的融资战略。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已具备社区银行的雏形,发展农村社区银行,以及基于“软信息”优势运用关系型的融资策略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家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面临的交易成本配给型或数量配给型信贷约束。2005年德国IPC微贷模式在我国微贷款项目中首次实施,在6年的项目执行期中IPC微贷技术有效地支持了对小微企业客户贷款资金的大规模发放。此后,国内多家农商行、农信社开始学习引入这种贷款技术。不同于以往以扶贫为目标的小额信贷模式,IPC微贷模式采用批量化处理小微企业贷款的高效贷款流程,在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IPC微贷模式在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推广应用将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可能面临的交易成本配给型或风险配给型信贷约束。江苏民丰农商行引入了德国IPC微贷技术,并根据当地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本土化改造,通过贷款营销主动化、贷款管理标准化、金融产品系列化、担保方式多样化、利率定价灵活化切实解决了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江苏沭阳东吴村镇银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担保渠道、建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浮动机制等做法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中,为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扎根于农村社区,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通过关系型融资战略识别发展优质创业户;另外也要针对创业群体的实际信贷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贷款技术,切实解决农村家庭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相关部门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培育农村社区金融机构,促进金融资源社区化;加快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培育金融生态机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