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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带动性的领域，其对建交70年的中俄关系影响尤其突出。笔者大半辈子研究中俄军事关系，将近10年作为我国武装力量驻苏联和俄罗斯的代表，直接参与中俄军事关系运筹、军事合作推动。建交70年，两国军事关系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结盟，到六七十年代对抗，再到80年代后关系正常化、合作持续深化的曲折过程。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国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国。此后近30年里，军事关系成为两国战略协作不断提升的重要促动因素。这个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军事技术领域。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出于緩解经济困难的考虑，苏联政府已表示有意与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笔者当时担任我国驻苏联使馆陆海空军副武官，主管两国间军事技术合作推进工作，与当时的苏联军工主管部门多有接触，曾陪同我国军事工业代表团考察苏联十几个军工城，重点了解苏联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
两国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大体是从1993年开始的。为改变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我国决定大批量引进俄罗斯新一代军事技术装备。那些年，我军委、总部首长频繁访俄，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双方会谈的重头戏。需要指出，当时中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军事技术封锁，俄罗斯几乎成了我军先进武器装备的唯一来源。
二是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领域。在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上，中俄两军立即开始“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谈判”，本人有幸参与其中。作为谈判的早期收获，1996年，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在上海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上海五国”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自此，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三国漫长的共同边界，由军事对抗前沿变成睦邻友好合作的纽带。正是在五国元首会晤基础上，形成“上海五国”合作机制，从而为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夯下关键性基石。
三是军事教育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俄两军达成在军事教育领域加强合作的协议，我军开始向俄数十所军事学院规模性派遣军事留学生。本世纪初，我军同时在俄军院校接受培训的军事人员最多时达200余人，这还不包括为接收军事装备而大批赴俄培训的飞行员、舰员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这些优秀中青年军官经过俄罗斯军事院校培训，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联合军事演习领域。中俄联合军演始于2005年。在此之前俄方曾多次表达开展联合军演的意愿，我作为国家驻俄军事力量总代表也曾多次向国内建议接受俄方建议。2005年夏从海参崴至黄海和胶东半岛的中俄大规模联合军演，本人现场观摩，激动不已。
此后，两军联合军演逐步机制化，演习地域也从两国的“家门口”逐步扩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扩展至我国内蒙古训练基地，演训领域则由陆空、陆海空扩展至信息、反导、网络等新兴、敏感领域，从战术战役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联合军演对两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对我军实战能力的提高、战略威慑力的增强，均起到重大积极作用。
五是军事理论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我军实现由“大陆军作战理论”向“空地一体机械化作战理论”质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鉴了苏军理论。笔者当时主抓苏军军事理论研究，在引进苏军“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推动工作。后来，我军军事理论发展为“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作战理论”，尽管借鉴美军较多，但俄军仍是重要参考对象，大批赴俄军事留学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笔者一向主张，我军现代化建设、军事改革以及高技术条件下军事理论构建，应在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俄军，而非过多模仿美军。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物质基础。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自主研发装备与俄军基本是同一体系。武器装备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役战术。
其次是地缘条件。我国同俄罗斯基本上都属于大陆型国家，两国军队也基本都属于以陆地为地缘依托的大陆型军队。这与海洋型、扩张型国家美国的军队有着极大不同。
第三是作战性质。我军与俄军均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行动均具有防御性质，尽管在战役战术上可能采取某些攻势。这与美军主要是海外进攻、远距离打击，也有极大不同。
第四是军事理论基础。如上所述，我军军事理论体系曾广泛借鉴苏军和俄军。另外两军军事战略思维，如避免两线作战、积极防御、注重发挥指战员主观能动性等，也广泛相通。
第五是国际军事安全领域。如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应对美日在中俄共同周边生乱生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在反恐、维护网络安全、制止太空军事化、推动世界各国摒弃冷战思维、构建新型安全观和共同安全机制等问题，中俄两军进行了广泛战略协作。上合组织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联手合作，亦与中俄军事关系持续深化密不可分。
综上，军事关系在中俄关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为此，双方不妨更进一步，将两军推升为“特殊友军”：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扩大透明度，确保战略互信；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掎角之势；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加速突破。
（摘自6月3日《环球时报》。作者为中俄战略协作高端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前驻俄罗斯国防武官、少将）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国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国。此后近30年里，军事关系成为两国战略协作不断提升的重要促动因素。这个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军事技术领域。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出于緩解经济困难的考虑，苏联政府已表示有意与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笔者当时担任我国驻苏联使馆陆海空军副武官，主管两国间军事技术合作推进工作，与当时的苏联军工主管部门多有接触，曾陪同我国军事工业代表团考察苏联十几个军工城，重点了解苏联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
两国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大体是从1993年开始的。为改变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我国决定大批量引进俄罗斯新一代军事技术装备。那些年，我军委、总部首长频繁访俄，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双方会谈的重头戏。需要指出，当时中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军事技术封锁，俄罗斯几乎成了我军先进武器装备的唯一来源。
二是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领域。在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上，中俄两军立即开始“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谈判”，本人有幸参与其中。作为谈判的早期收获，1996年，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在上海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上海五国”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自此，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三国漫长的共同边界，由军事对抗前沿变成睦邻友好合作的纽带。正是在五国元首会晤基础上，形成“上海五国”合作机制，从而为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夯下关键性基石。
三是军事教育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俄两军达成在军事教育领域加强合作的协议，我军开始向俄数十所军事学院规模性派遣军事留学生。本世纪初，我军同时在俄军院校接受培训的军事人员最多时达200余人，这还不包括为接收军事装备而大批赴俄培训的飞行员、舰员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这些优秀中青年军官经过俄罗斯军事院校培训，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联合军事演习领域。中俄联合军演始于2005年。在此之前俄方曾多次表达开展联合军演的意愿，我作为国家驻俄军事力量总代表也曾多次向国内建议接受俄方建议。2005年夏从海参崴至黄海和胶东半岛的中俄大规模联合军演，本人现场观摩，激动不已。
此后，两军联合军演逐步机制化，演习地域也从两国的“家门口”逐步扩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扩展至我国内蒙古训练基地，演训领域则由陆空、陆海空扩展至信息、反导、网络等新兴、敏感领域，从战术战役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联合军演对两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对我军实战能力的提高、战略威慑力的增强，均起到重大积极作用。
五是军事理论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我军实现由“大陆军作战理论”向“空地一体机械化作战理论”质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鉴了苏军理论。笔者当时主抓苏军军事理论研究，在引进苏军“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推动工作。后来，我军军事理论发展为“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作战理论”，尽管借鉴美军较多，但俄军仍是重要参考对象，大批赴俄军事留学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笔者一向主张，我军现代化建设、军事改革以及高技术条件下军事理论构建，应在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俄军，而非过多模仿美军。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物质基础。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自主研发装备与俄军基本是同一体系。武器装备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役战术。
其次是地缘条件。我国同俄罗斯基本上都属于大陆型国家，两国军队也基本都属于以陆地为地缘依托的大陆型军队。这与海洋型、扩张型国家美国的军队有着极大不同。
第三是作战性质。我军与俄军均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行动均具有防御性质，尽管在战役战术上可能采取某些攻势。这与美军主要是海外进攻、远距离打击，也有极大不同。
第四是军事理论基础。如上所述，我军军事理论体系曾广泛借鉴苏军和俄军。另外两军军事战略思维，如避免两线作战、积极防御、注重发挥指战员主观能动性等，也广泛相通。
第五是国际军事安全领域。如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应对美日在中俄共同周边生乱生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在反恐、维护网络安全、制止太空军事化、推动世界各国摒弃冷战思维、构建新型安全观和共同安全机制等问题，中俄两军进行了广泛战略协作。上合组织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联手合作，亦与中俄军事关系持续深化密不可分。
综上，军事关系在中俄关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为此，双方不妨更进一步，将两军推升为“特殊友军”：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扩大透明度，确保战略互信；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掎角之势；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加速突破。
（摘自6月3日《环球时报》。作者为中俄战略协作高端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前驻俄罗斯国防武官、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