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刚刚闭幕的2013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再度成为年会中各科学传播类专题研讨会讨论的焦点。
　　一系列新的数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公众参加各类科普活动的首要促动因素是能与科学家进行直接交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博物馆馆长杜兰教授就报道，有67%的人到MIT博物馆参观是因为有机会与科学家进行直接交流。这是让人们去该博物馆参观的首要原因。
　　同样，去年美国科学节联盟（Science Festival Alliance）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对人们参加各种科学节和科普活动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让人们参会的首要原因是与科学家进行交流。
　　与此同时，美国科学节联盟的各成员，都在组织活动时努力增加了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参与。除了传统的讲座外，还推出了“酷科学”“询问科学家”以及扮演科研角色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观众的参与热情，而且我也让科学家们感觉良好。
　　在各个科学节中，美国加州湾区6个县联合举行的科学节由于当地科研机构众多的缘故，吸引了大量科学家参加活动，而参加活动的科学家中，有80%表示明年会再次参加类似的活动。
　　毫无疑问，科学家参与科普是这个行当的社会责任，但仅仅靠社会责任并不能说服科学家们投身科普。中国科学家这方面的表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科普（或类似词汇）大旗举得比中国还高，但也没有什么国家的科学家比中国科学家更加不愿意与公众直接交流。
　　不少科学家会顾虑到紧张的时间和激烈的科研竞争而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与公众交流，殊不知其实与公众交流完全会给科学家带来正的收益。例如，全球最牛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比其他论文增加72%。英国医学期刊《BMJ》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科学家们的收益不只是影响因子的提升，也不仅是完成类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那样出钱单位的科普要求。实际上参与科普，也会让他们在感受到乐趣的同时，能够探索更多创新的科研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不断挑战着人们的伦理和传统社会信条，不少科学家也会担心参与科普会导致不必要的纠纷。这方面中国，包括转基因等在内的一些有争议领域的科学家表现尤其“突出”。
　　但其实，中国科学家的顾虑并非特例。德国科学传播学者彼得（Hans Peter）就报道，其最近进行的针对多国神经科学家的调查表明，美国、德国、法国科学家都不认为公众有资格对科学界内部管理发言。
　　而在另一组数据中，美国、德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的科学家都不认为公众有足够的能力就科学事务形成判断。在后面这组数据中，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大陆、德国和中国台湾的科学家如果做科普，更愿意通过自己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方式而不愿意利用大众媒体。
　　这些数据表明，担心公众“瞎掺和”，是各国科学家普遍的心态。而在同样的心态下，最终的科普表现不同，则可能是体制、文化与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