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撷取晚清客家研究的历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知识转型的视角,论述了客家研究从一种“地方性知识”上升为现代人文学术语境下的“客家学”的演化过程及其变迁动力。研究发现,几代客家知识精英之所以要不断地从事客家源流的探讨和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受到种种外在的刺激。在20世纪以前,这种刺激主要表现为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与冲突,以及因这类矛盾与冲突而来的周边人群对客家人的歧视甚至敌意。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外在的刺激,主要表现为基于现代“种族”观念的文字上的“冒犯”。正是由于受到这一系列的外在刺激,几代客家知识精英,遂以追溯源流为旨归,以整理乡邦历史文化为路径,开启了一条绵延不绝而又日新月异的研究传统。这一研究传统的开凿及其延展,一方面与19世纪以降客家人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历史趋势相契合,另一方面也和客家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所担当的角色相对应。二者此呼彼应,相互激发,从而把关于客家历史文化的书写,由传统的个人论说和友朋间的诗文唱和,进而推向志乘的编纂和乡土教材的撰修,并最终推向了群体关注、人人言说的高度。几代客家知识精英围绕着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所发展起来的论说,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地方性知识”上升成为现代人文学术语境下的“客家学”,是因为他们所建构的一整套知识和话语,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与各种重大的时代性议题恰相契合,并经由各种时代性议题的切入和摩荡,从而上升成为具有公共性或普遍性的论题。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和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把区域性的族际矛盾与冲突,放大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西方传教士的“书写”,“种族”“民族”等现代西方人种学和民族学等术语与概念的引入,又恰逢其时地为客家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时尚”的概念工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特定背景之下,客家知识分子经由这些概念工具所建构的知识与话语,与“救亡保种”“生存竞争”“和齐民族”“排满革命”等不断切换的时代性议题恰相契合。这种恰相契合看似偶然,实则隐含着人文知识建构与社会变革之间互动共生的内在逻辑。故而,本研究不仅能够加深对客家研究学术史的认识,而且对于理解现代学术语境下人文知识的建构、生产与社会变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