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危机引发了中国政坛上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一批公务员因为在抗击非典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受到各种处罚,甚至丢官去职。三年多来,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下,公务员问责制发展迅速,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体系基本形成。但是,作为一项新生的制度,中国的公务员问责制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弥补。本文对公务员问责制在中国的发展和完善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文章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评述国内外关于问责制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在界定公务员问责制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公务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思想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紧接着细致论证了中国推行公务员问责制的意义。第三章从中国公务员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出目前中国公务员问责制的产生动因、发展特色,剖析了公务员问责制在中国的发展困境,包括:法制建设滞后,问责主客体偏差,问责文化缺失,思想认识尚不到位等。第四章我们设计了使我国公务员问责制走出困境,实现改革和完善的路径,这其中包括了充实公务员问责内容,健全公务员问责法制,塑造问责文化三个方面。本文的研究成果及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对公务员问责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在探索公务员问责制的完善途径时,提出新型问责文化构建的目标选择和形铸途径,相比现有研究中多从制度和内容入手的研究思路及框架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