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确立了联美外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也第一次有了回升的势头,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一批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因此而得到了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北洋体系却在南北各军阀的纷争当中走向衰败,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威大为跌落,这就将外交对于国内政治的价值,亦即维护中央政权合法性的价值彰显出来。由是,外交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亲美派外交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时人遂冠之以“外交系”的名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外交系登上了北京的政治舞台。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战后政局变动的鼓舞,抛出了“好政府主义”。王宠惠在直系洛派首领吴佩孚的力挺之下出而组阁,顾维钧、罗文干分任外交和财政总长,被称为“好人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实现“好政府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外交系身上,外交系却由于自身固有的软弱,在政治上无法摆脱吴佩孚的影响,沦为直系洛派操纵北京政局的一个工具,最终导致“好人政府”成为各方抨击的对象而倒台。作为北洋时期中国政坛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外交系的政治性格通过“好人政府”初步展现出来。标榜“独立”却深深地卷入了政争,自诩“超然”却成为多方攻击的目标,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正是外交系政治资源双重性的反映。“好人政府”倒台后,北京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宁。1923年初施肇基的外长提名被国会否决后,由黄郛暂署外交总长一职,但黄郛并非职业外交家,很快便因难于应付各种棘手的外交问题而去职,北京政府遂重新任命顾维钧为外交总长,而顾氏却一直延不就职,由此造成外长的难产。6月初在直系驱逐黎元洪下台的政治风潮中,黎氏企图用颜惠庆、顾维钧组阁以收既迎且拒之效,而颜、顾虽然均欲一试身手,终因形格势禁而不成。直系驱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直运动,北京政界也发生分化,直系为应对这一危机,极力拉拢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外交系人物,而离京国会议员和苏沪各公团则极力劝说颜、顾、王南下,但三人之中无一人离京,顾氏且于反对声浪达于高潮之际就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外交系的名誉因而受到损害,在政治上由盛转衰。外交系虽然政治名誉受损,但政治资源尚存。1926年,随着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击退冯玉祥的国民军,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外交系又一次回到了北京政治舞台的中心。颜惠庆以“复职”名义组阁摄政,旋因张作霖反对而下台;不久之后,复由顾维钧组阁摄政。顾内阁表面上在张、吴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实则已经倒向奉张,也不能不倒向奉张。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出现了某种激进化的趋向,顾内阁断然宣布终止中比条约即为典型的一例,这实际上是北京政府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发展和外交系自身政治地位愈益动摇的产物,是北京政府同南方革命势力争夺话语权的表现。外交系在内政、外交两方面的活动表明,他们是一个寄生于北洋体系内的政治群体,其生存与活动条件都是由北洋体系所赋予的。就此而论,外交系并无所谓“超然”或“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