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也是传播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以“公众观”为线索,梳理和呈现李普曼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变化,并试图探寻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李普曼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息漩涡,亲眼目睹了新闻机构在战时宣传、新闻审查和司法控制的强大压力下,出让“事实”这一新闻业的最高准则,也亲身感受到公众在“爱国主义”的热浪下何等的迷惑与盲从。这触发了他对公众的思考,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表现出对公众和民主的强烈期待,认为只要事实重回新闻业的最高准则、新闻业成为规范的行业,公众获取真相的渠道就会畅通,民主的危机就能解除。但是,这种希冀新闻归位的思想,随着宣传在战后政治和商业领域的蔓延,很快被打破了。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提出,除了新闻媒体构筑的拟态环境外,社会交往和语言本身也严重限制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加之头脑中不断形成和巩固的刻板印象,公众事实上难以获知真相,更不可能在全知全能的基础上形成民意。此时的李普曼已经开始怀疑公众的能力,而这种怀疑在经历了重返欧洲的震撼后,可以说发展至绝望的程度。到了《幻影公众》,李普曼眼中的公众不过是坐在剧院后排“又聋又哑”的观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参与公共事务,还很可能被专制势力利用而不白知,极易衍化为大众暴虐,传统民主理论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公众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幻影”。因此,公众必须归位,将社会治理的重任交给精英,而李普曼本人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局内人”的代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将李普曼的观点视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回声。青年李普曼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在刻板印象、实用主义和民主理性方面深受格雷厄姆·沃拉斯、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纳三位教授的影响,这些对公众的片段式的思考结合李普曼之后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逐步地完善和加深,这才形成了李普曼独特的“公众观”。从《自由与新闻》、《公众舆论》到《幻影公众》,李普曼的公众观一步步走向绝望,这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他对时代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反叛,更是他对公众、对民意、对民主制度的深刻思考,而这种思考于今天而言,依旧光芒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