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是适应云技术、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产业和概念而产生的专利类型。也正是因为其特有的性质,导致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尚存有保护的空白区域。同时,由于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朝令夕改不利于法治的发展,故本文试图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之下,探究一个合理且高度适配的用于多主体方法专利侵权的判定路径。首先,现有制度在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判定时的乏力主要表现在:第一、直接侵权制度受到全面覆盖原则和单一主体原则之限制,导致其适用范围过小,容不下该专利侵权新样态;第二、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在我国尚无统一定论,仅将教唆、帮助侵权制度引入专利侵权领域并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第三、《民法典》项下之数人侵权制度,无论是共同加害行为意思联络的缺失、共同危险行为危险性因素的不足,还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在责任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均导致了其用于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的判定困境。其次,美国的“指挥与控制”标准经过多年以来的发展,其思想内核与底层逻辑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将该标准的条件限定过高,亦无统一的适用标准,导致在适用时仍需要个案判断;我国法院在审理敦骏诉腾达案中形成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标准也同样存在不具有普适性的问题。第三,引入和借鉴美国指挥与控制标准是十分可行的。其理论基础依然是对直接侵权制度的解释、对全面覆盖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单一主体原则的变通,因此与现有制度框架具有较高的适配性。同时,指挥与控制标准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拟制出一个单一的“指挥或控制者”作为侵权主体和责任主体,以使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无论在侵权判定还是在责任划分时都更加顺畅。我国《民法典》中关于替代责任的规定以及刑法领域中的间接故意理论,也能为该标准提供理论支撑。最后,指挥与控制标准的引入仍然需要进行本土化转变,首先即应当明确指挥与控制关系的内涵和范围。这一步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适当将民法中的代理关系、合同关系引入,但同时应当保留一定的法官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就是要重新定义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明确其判定的步骤性,即先判定形式上涉案专利是否被全面覆盖,此判定应从专利权人的角度出发。再从主体方面考察各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指挥与控制关系,是否可以拟制出一个独立的指挥与控制者作为侵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