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最初在2005年发布的《公司法》第152条中设定,分别从申请人、被申请人、申请形式和内容、申请方式、接受申请机关和豁免情形等方面做了相关规定,前置程序制度的设立在保持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改善公司治理环境、防止滥诉和恶意诉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后,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和配套司法解释对前述规定内容相继进行了补充完善,但是通过司法实践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前置程序制度的设计内容相对于司法实践的应用而言,仍然存在滞后性和不具体性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前置程序的法律价值。首先,基于“单纯股东主义”的选择和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资格的过度控制,其中申请人规定的不合理性跃然纸上;董事、监事、高管共同侵权和“他人”实施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时被申请人规定的不明确,就导致了实践中股东代表诉讼法律适用的混乱,急需予以完善。其后,申请形式与内容从未进行标准化规范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在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下导致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受损。再者接受申请机关的认定我国采用交叉审查制,赋予了董事（会）、监事（会）均拥有接受申请的权利,但是明显缺乏独立性和责任制约,使得前置程序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最后,在“请求徒劳”模式逐渐成为法院免除申请人前置程序义务的同时却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以及明文规定“紧急情况”条款的界定依然缺乏具体性指引的情况下,前置程序的司法实践极易出现混乱,这明显违背了其制度设立的初衷,不利于实现诉讼目的。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倡导对前置程序规定中的“股东”进行扩张解释,适当减少对股份有限公司中申请人持股比例和期限的严格限定,它有利于降低前置程序的适用局限性。同时明确被申请人规则规定的意义也在于此,在完善监事会制度的同时即建立了董事和监事共同侵权时的救济措施,有助于更灵活运用前置程序的规定。另一方面,标准化申请形式与内容和完善接受申请机关组成规定使前置程序实操性更强,在增强接受申请机关独立性和负责性的基础之上更能够统一前置程序司法实践的适用。最后希望能够在学习域外制度的基础之上,明晰前置程序豁免情形认定标准,在强化“紧急情况”条款的指引性同时明确“请求徒劳”模式的适用法律依据,让法院审判案件时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减少甚至不再出现对明文条款难以适用的情况,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