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郎制度定型于曹魏明帝太和中（227—233），成熟于两晋，至南朝虽有衰微之迹，但通过适当的调整还是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其实就是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它以制度的形式保障著作郎官的选拔、任命、履职等。出于撰史这一职责的需要，被选任的著作郎官，尤其是正郎必须有足够的才学储备，故著作郎官多是兼擅诗文的才学之士；除撰史之外，著作郎官还会奉诏撰写哀策、诔碑等类史传制文；奉敕编撰、整理经史书籍及类书等图籍。这样，著作郎制度必然会与其时的诗文创作、批评产生一定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即以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为切入点，主要探讨此制度与这一时期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欲研究著作郎制度与文学之关系，须先理清该制度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开展关系研究，所以本文大体上可分为著作郎制度研究和著作郎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两个层面。具体分为六章，第一章，“著作郎制度之沿革与分期”，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先总述其制度沿革；再按朝代先后顺序逐一理清魏晋至南朝的著作郎制度。第二、三两章重点探讨了著作郎制度形成之因，并在此基本上进行相关的文学、文化阐释。第四、五两章从著作郎制度下的文学创作谈起，详细论证著作郎制度与由此制度而衍生出的哀策、诔碑、表启、奏议，著作郎官诗文唱和、赠答，等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则主要探讨著作郎制度与文学批评之间关系，包括著作郎制度下的史传赞论、文学（苑）传论（序）等文学批评样式对其他文学批评样式的影响；著作郎官的学养、品格及其撰史经历对其诗学观点形成的影响。最后通过文士任职著作郎的案例分析，从整体上论述著作郎制度与诗风、士风、世风的关系。附录一、二、三分别从《诗品》，《文心雕龙》、《文选》所评/选诸人中逐一考证出曾任职著作（佐）郎者，并作简要的对照，藉以证明著作郎文人的优秀率。附录四、五是对见诸史料的两晋南朝著作郎官及其作品的简缉，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著作郎官的籍贯、门第及履职等详细情况。以上五个附录为正文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和论证依据。通过对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的梳理，我们对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有了全方位的把握，既有对制度本身立体式的展示，也有对制度与时风、士风的多维度阐释。这就为著作郎制度与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著作郎制度下的文学创作，丰富了文学样式，增加了文学题材，在艺术手法上除了隶事、用典之外，并没有其他直接的影响。而制度下的文学批评则对其他文学批评样式则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著作郎官的学养、品格及其撰史经历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更多元。反之，随着文学因素在著作郎官选任中地位日渐提高，著作郎官撰史的主要职能也趋于弱化，直至唐初基本被剥夺。可见，对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之，魏晋南朝著作郎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是双向互动的；更是不断发展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