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考试作弊是校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22名被访者进行的访谈,收集了大量的访谈资料。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研究发现,考试作弊合理化存在着五条路径,分别是工具合理化,即考试作弊行为是作弊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根据环境和条件,选择的一条最小的代价实现自己考试通过的结果的选择;“不损人原则”合理化,就是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自己的行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而只要作弊行为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就是合理的行为;“弱者武器式”合理化,就是学生对于课程设置和考核方法的批判,从而采用考试作弊的方式,对制度不合理的非正式反抗;“责任依从式”合理化,就是受访者利用从众心理和“友情压迫”两个角度,将自身的责任弱化,从而对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同伴文化式”合理化,对于考试作弊行为的个人认知态度和同伴群体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态度之间的互动,共同影响着考试作弊行为的产生。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会选择其中一条至多条的合理化路径,实现了考试作弊行为合理化的转变。考试作弊行为合理化过程的本质就是“去道德化”过程。在中国社会中,集体道德伦理占有主要的地位,而对考试作弊进行的合理化的路径,正是对传统道德伦理框架的结构与冲击。考试作弊合理化的五种路径,分别从经济理性角度、不损人原则角度、制度反抗角度、责任角度和同伴文化角度,解释并论证了考试作弊行为产生所基于的合理化基础,从而将考试作弊行为所蕴含的道德因素,从行为主体身上进行了隐没或者剥离,从而实现了行为主体内心道德约束的释放,这背后反映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道德的解构。合理化路径存在的前提就是搁置道德后的选择,大学生在考试作弊行为中选择的不同路径,实质上就是将道德因素从考试作弊这一行为本身进行的剥离。这一剥离的出现,正是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