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所谓的“反智主义”、“读书无用论”等言论大行其道于新媒体或传统新闻媒介。在贫富两极化和阶层固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教育已经跃然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因素。综合来看，教育对当下社会的效用不单单体现在为经济发展助力层面上。同时，还是个体获取公平发展机会、实现社会阶层跳跃的重要渠道。从代际收入流动角度理解，可认为其是改善代际收入流动的有效渠道。因此，本文将研究出发点定为：探究未接受教育与接受教育者的代际收入传递的不同特征，即接受教育带来子代收入的改变。推而广之，本文即研究在代际收入视角下，教育是如何体现其重要性的。以试图解答教育对不同人群代际流动的差异，及其福利变化。　　在以上论题下，本文的实证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阶段展开。　　首先，在实证的第一阶段，本文是先验证教育是否会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影响。考虑到本文所使用微观数据具有异质性和选择性偏差的特点，本文拟根据李雪松等和 Heckmanetal的思路用两阶段法来分析。第一阶段由probit模型估计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倾向分数。之所以会选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而非是否接受教育是因为在我国的义务教育背景下，只有高等教育资源是相对具有竞争性的。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无疑是更加值得去剖析其政策效用的教育阶段。因此统一将高等教育定为分界点。第二阶段以倾向分数为局部工具变量。即将高等教育获得变量进行倾向值匹配估计，再作为局部工具变量，加入到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建立的明瑟收入模型中。然后比较控制了高等教育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与未控制时的“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从而对比出高等教育对代际收入的“净影响”。表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代际收入弹性更低，即接受高等教育使得社会流动性更高。从而，可以反映出教育的重要性。　　本部分结果表明：未考虑异质性与选择性偏差的经典回归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本人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且代表地区差异的本地城镇人均消费变量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在考虑了个体异质性后，发现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比传统的经典回归方法时要大。且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代际收入弹性相对来说更大。同时，交互项是绝对值较大的负值，表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代际收入弹性更低，即接受高等教育使得社会流动性更高。即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父亲收入对本人收入的影响程度更低。　　其次，为了进一步进行分析，本文尝试从不同侧面开展后续研究。即分别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等两个维度来探究教育对代际流动性所产生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到，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是非线性的影响。即差异化的样本下，教育发挥作用的水平和原理也是有差异的。　　本部分结果表明：从父代收入排位分析后结果来看，随着父代收入的增加，家庭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总体上大致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且在次低收入组，代际流动是比较充分的。而较高收入组的高收入家庭不会受到制约因素的影响。再者，加入教育变量后，各个收入段的代际收入弹性都减少。其中父代收入越高，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减少的越多。　　从子代收入排位分析后结果来看，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是较明显的。其次，对于接受高等教育者，代际传递现象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增强趋势。最后，随着子代收入分组的提升，高等教育变量的系数则逐渐减小。高等教育对相对低收入者的代际弹性有明显的正影响，对相对高收入者则反之。　　从分类回归的结果来看：1、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性大于不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性。2、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儿子代际收入弹性也明显大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女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结果如上不变。可以认为高等教育的获得对子代为女性的代际收入作用不仅大，而且是十分显著的。　　再次，在实证的第二阶段，是要探究教育如何对代际收入弹性影响产生影响的。即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中承担的角色。本文具体做法是通过分解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来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测算高等教育这个因素的贡献度。　　本部分结果表明：从可解释比例上来看：受教育水平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解释因素中，社会资本的解释力最小。而金融资产的解释力，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分别达到8.43%和7.23%。可以看出不论在城镇还是乡村都有很大占比。而房产对于城镇的解释力为8.83%，是远高于农村的1.88%水平的。　　从回报率上来看：对于城镇家庭，最高且在0.1%水平下显著的是教育水平的回报率。而房产价值、金融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较且不显著。对于农村家庭，回报率最大且在0.1%水平下显著的是金融资本。　　从投资系数上来看：对于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对其子代的投资系数远远高于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金融资本则位居其次。对于农村家庭，投资系数最大且显著的是教育水平。现实状况中，城镇家庭大多会选择投资兼具稀缺性与高价值性的房产，各类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产品等。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教育是子代改变其父代收入阶层困境的最主要途径。因此，农村家庭则更多的将禀赋资源与后天的微薄收入投入到子代的教育培养上。　　最后，在实证的第三阶段，是要探究教育如何直观影响子代收入的。即本节意在直接分析接受教育是否对子代进入高收入组有促进作用。为探究接受教育是否对子代进入高收入组有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先是对子代收入属于最高收入组进行二分类赋值，再建立包含子代和父代教育程度、父代是否属于高收入组群、中等收入组群等虚拟变量来进行拟合。　　本部分结果表明：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有助于其进入较高收入水平组。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子代，其进入最高收入组群的概率相差较大。来自较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最高收入组群的难度较大。且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对其子代进入高收入组的促进效用也是不用的。教育更能使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获得更高收入。即促进了代际流动性。　　本文的贡献首先在于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即从代际收入的视角，来验证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使用倾向值匹配估计方法来解决微观数据的异质性与选择性偏差问题。最后，本文通过分解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来分析其影响因素，从而来测算出教育这个因素的贡献度。即探究教育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通过以上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实证后，可以发现各个方法都从不同分析角度证明了教育是改善代际收入流动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