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独立性的作家。在冷战时代，众多批评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给他贴上了“反共作家”的标签，他们把奥威尔的后期作品(尤其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诠释成对共产主义的讽喻，从而将这几部文学著作简单归结为政治宣传作品，忽略了奥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不满及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近年来，对奥威尔的解读走出了冷战思维的误区，他不再是典型的反共宣传作家，而被赋予了许多全新的阐释。人们开始认识到，他所描绘的极权主义策略和寡头政治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而他创造的恶梦般的专制世界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一种权力运作在极端状态下的必然表征；与此同时，作为独裁政权的象征，权力集中现象已然超出了政治范畴，延伸到了工业生产、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等领域。　　 选择这一题目的原因，既有人们对意识形态研究法的逐步重视，也包括不断增加的奥威尔研究成果(而且这些评论观点有很多相互抵触之处，至今仍有争议)。本文以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主题分析，旨在详细探讨权威与边缘群体之间在民族、阶级、语言、国家政治等方面的各种权力关系，揭示当权者如何对其他阶层行使权力，并如何使之隐性化，而被统治对象又是如何回应优势话语的。　　 通过考查权力关系，本论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面对这种操控与受控的关系，奥威尔究竟持何种姿态?此外，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阅读奥威尔的作品，会感觉作者似乎对人类社会越来越感到无助和悲观，那么，奥威尔真的如同很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最终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放弃了抵抗的姿态吗?　　 本文主要以意识形态为研究视角。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解读越发具有活力，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学者以此为视角考查文学作品。该方法之所以被视为文学批评的利器，是因为通过意识形态的角度，可以把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因素挖掘出来，获得比传统解读更具启发的结论。就本论文而言，揭示奥威尔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实则就是一个重新评价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小说文本是如何反映各种权力关系的。　　 论文主体分为三章，分别对应统治者对受控对象行使权力时所采取的三种方式，即身份的建构、话语的操纵、思想的控制。　　 第一章主要研究在奥威尔的作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使统治者的特权和优越性显得合理，如何在内外政策中制造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区分，以及作者对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所持的态度。在《缅甸岁月》中，除了警察、军队和刑法体系外，英国殖民者还通过人为构建身份的策略来统治当地人。他们把土著构建成“他者”的形象，以此来巩固自身作为优越者的身份。同样，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和《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也被客体化，成为低下的“他者”，以供资产阶级确认自己的身份。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可以确保社会现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面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奥威尔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就是通过逐步消除以上这些人为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无阶级社会。　　 第二章集中讨论了话语在改变现实方面的巨大力量。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等作品中，详细探讨了语言的滥用如何导致思想的堕落。他认为，现代掌权者常常在思想教育和宣传中采用语言手段来欺骗国民，以牢牢地控制他们。如果宣传中的谎言没有受到质疑，很可能成为历史纪录，为进一步的思想控制服务；此外，为了表现自己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当权者还企图用这些虚构的信息来填充人的记忆。不管是语言策略还是历史策略，都对国民产生了精神欺骗和自我教化的作用。针对当权者通过语言滥施权力的现象，奥威尔在多篇文章中提出，要用简洁的文体来保持清楚的思维；而针对极权者对历史和记忆的操纵，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有很多看似琐碎的活动和细节，代表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抵抗，通过这些迂回的策略，主人公得以摆脱官方历史的禁锢，维持自身对历史真实性和持久性的信念。　　 第三章分析了《一九八四》中的寡头集团是如何对国民思想采取各种限制手段的。在大洋国这个极权主义社会，有很多肉体和精神上的规训手段。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对人的身体在空间上的控制，如何服务于对人的思想的规范，以及当权者如何通过洗脑，将权威意识形态移植进国民大脑的。在奥威尔所创造的梦魇世界里，寡头统治者感兴趣的是思想而非行动上的控制，是充分的接受而非简单的顺从和屈服。他们在精神上毁灭国民，然后再把自己设定的身份和价值观强加给国民，以此来实施思想上的再造。结果便造成个人身份被国家意识所吸收，变得整齐划一。奥威尔在书中刻画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极权主义政权，以至其中的国民除了顺从于国家统治，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经常被人解读为悲观主义作家。　　 通过对奥威尔作品中权力关系的研究，本论文认为，奥威尔在追求社会公正和人类平等的过程中，始终反对当权者滥施权力、将官方话语作为唯一标准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认为权力具有普遍的腐蚀作用：即无论谁掌握了权力，总会出现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区分，而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也无从实现。这是他被视为悲观主义作家的主要原因。对此，本论文指出，奥威尔对人类现状的确表现出一定的悲观迹象，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从未放弃过信念、逃避社会问题或对之漠不关心，而是依然坚持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在他身上，确有悲观失望的思想，但更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笔下主人公的反抗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身份，或者说是为了在一个剥夺人性的环境中维护人性而抗争。而且奥威尔后期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警示世人，而非预测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故意把极权主义世界塑造得如此完备和恐怖，以唤起大众对这种政权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