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我国的证券市场几易牛熊,风云变幻中产生了业绩表现优异的“明星基金”和具有突出投资能力的“明星基金经理”,“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和“王亚伟”便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本文正是想探究华夏大盘在王亚伟执掌期间获得超额收益的原因,并以此为认识明星基金和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方式提供新角度。本文主要考察王亚伟的个人投资能力(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华夏基金家族的“造星”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这三个方面对华夏大盘绩效的影响。在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后,对于前两方面因素,建立以TM-FF3模型为基础的多元回归模型,即以华夏大盘的超额收益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因子、规模因子、价值因子和构建的“造星”行为因子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方差分解法考察各因素对超额收益的贡献程度。对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考察,文章以考察期内王亚伟买入的广受质疑的重组股票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分析。多元回归模型与方差分解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代表选股能力、择时能力和家族“造星”行为的指标值均为正,通过经济意义检验及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择时能力对超额收益的贡献程度为44%,“造星”行为对超额收益的贡献程度在9%左右。这说明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和较强的择时能力,而华夏基金家族中确实存在“造星”行为,并且这些因素均正向地影响了明星基金华夏大盘的超额收益。事件研究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平均异常收益、累计平均异常收益还是内幕交易效应的角度看,在重组消息披露之前,均不存在信息遭到提前泄露的情况。因此,本文认为王亚伟对重组股的投资并不构成内幕交易。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为：华夏大盘的超额收益主要来源于王亚伟的个人投资能力和华夏基金家族的“造星”行为,与内幕交易行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