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其电影以蕴含艰涩、深邃的哲学意味而著称,也因此而引发着无数人的探索热情,笔者就是其中之一。伯格曼的电影作品已经被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过,本文力求从一个新的切入点深入挖掘。笔者注意到在伯格曼的大部分电影中都涉及母亲形象的再现,其中在《假面》、《呼喊与细语》、《秋日奏鸣曲》、《傀儡生命》四部电影中的母亲角色是情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所以本文就主要针对这几部电影进行分析,同时也兼顾其他一些电影文本中比较典型的母亲形象,如《危机》、《野草莓》、《萨拉邦德》等。在结束对父权的探讨之后,伯格曼陷入了巨大的信仰危机,开始站在女性的价值和感性的立场上寻求意义,边缘的母亲面对着一个男性家长权威失落但父权制巨大阴影依然存在的“无父”世界。伯格曼用“室内剧”的形式表现了母亲们压抑、孤独的精神状态,但是对人物精神危机的前因后果却没有交代,如果不经仔细挖掘,隐藏在母亲痛苦精神状态背后的“不在场”的父权制阴影便难以暴露出来。通过两种母亲范式——“天使母亲”与“邪恶母亲”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伯格曼不忍割舍父权制核心家庭机制和旧有的性别秩序,潜意识中有眷恋这种机制、希望秩序能维持下去的倾向。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后来对母职和子女疾病之间的悖谬论述,他强调母职的重要性,试图搭建母职和子女“现代心灵病”之间的桥梁,找到药方,但最后只能归罪于母亲,产生更大的文本裂缝。就母亲这一类再现对象而言,伯格曼的电影文本呈现出一种悲悯与审判共存、迷恋与谴责皆有的分裂式女性论述。本文主要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结合伯格曼的个人经历,分三个章节,渐次深入地论述伯格曼电影中母亲形象的再现,挖掘出文本策略之中缝合的性别意识形态,揭开盖在片中母亲头上的男权面纱,展露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