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适用需要通过司法实践者的解释,当前社会环境迅速变化,新型危害行为的快速涌现为刑法解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型危害行为中的典型行为——花呗套现,其刑法规制凸显了当下刑法解释没有统一合理限度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是指进行刑法解释时采用严格或者自由解释的程度,刑法解释的合理限度研究,关注刑法解释如何动态的发展的合理限度的方法论研究。而刑法解释合理限度的研究,是统一罪与非罪界限、缓解刑法兜底条款的“口袋化”困境、维护刑法确定性与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刑法解释限度已有的相关的理论依据及其表现得如此混乱的原因,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依据,以及“三常”理论如何决定刑法解释限度,在“三常”指导下的刑法解释合理限度具有何种理论与实践特征。首先,文章提出花呗套现案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争议,从花呗套现案的刑法规制出发,探究新行为的刑法规制面临诸多质疑的原因。引出刑法解释限度的不同,导致了新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为了缓解这种困境,需要探寻一种合理的刑法解释限度。同时从刑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三个方面即统一罪与非罪界限、摆脱兜底罪名“口袋化”、维护刑法确定性提出了明晰刑法解释限度的必然要求。其次,解决刑法解释限度不统一不合理问题,必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寻找决定刑法解释限度的真正理论基础。刑法解释限度确立的理论基础与其模糊不清的原因在于刑法主要价值及其选择,是保障人权优先还是社会保护优先,决定了刑法解释采用严格标准还是自由标准。文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罪刑法定原则承担了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依据的功能,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与形式两个侧面的含义并不统一,且罪刑法定原则这两个侧面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对刑法主要价值有不同判断,刑法解释限度可直接依靠刑法主要价值确定的情况下,以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确定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基础显得徒增负累。再次,通过对刑法解释的合理限度的深层决定因素的研究,文章提出了刑法解释的合理限度是随着刑法主要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刑法主要价值的确定依靠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和一个社会的人民对刑法提出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的需求发生变化,刑法的主要价值也会随之改变。“三常”理论作为内涵来源于人民、随社会发展而改变的具有紧密贴合社会实际、人民需求、能够自我更新的理论,是内化于人民的公平正义标准,在“三常”中探寻当下的刑法主要价值是什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即刑法解释的合理限度,应该在“三常”中寻找确定。最后,文章根据“三常”理论其蕴含的保护社会全体人的基本人权是保护个人人权的基础与条件的哲理,确定刑法价值应当以社会保护为重,社会保护是人权保障实现的基础。从社会保护的层面,确定了刑法解释的合理限度应当回归犯罪本质问题,应当借助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性确定其社会危害程度,另在实践层面,应允许为追求犯罪本质所采取的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以新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类比的方式,确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花呗套现行为与信用卡套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对比,经过适当扩大解释,最终得出结论,花呗套现行为实际已具备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应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规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