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驿递可概括为“置邮传命”四字，且追述年代甚为久远，且发展历程亦为漫长。驿递的效用一直被局限于官方的文件与物资传递，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军事机构相联系，军事性不断增强。因传命而设，为官方所用，“考驿站之设，其职责仅为国家传达命令，传递军情，驰驿官员及运输钱粮之用，而非便利民众通讯之机关。”近代以来中国所兴起的邮政事业，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搭建的一种无差别的社会信息流通渠道与新式社会交往方式。在今天我们对于邮政一词的概念认知中，基于行业本身、社会作用和公共服务三方面的角度进行综合，邮政业已成为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寄递网络，向社会提供传递实物载体信息、传递物品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行业。这一概念体现出了邮政是一个服务行业，邮政的主体业务是寄递服务，而其他业务则是利用邮政网络加以实现。我国现代邮政之源流舶来于西方，对于近代中国在接收这一西方新式制度的过程中存在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是对现代邮政要素从西方的不断引进，另一方面是对已有传统邮驿制度的改造，两条主线相互交织，促成近代以来我国对现代邮政认知的演化。　　在邮政产生之前，四川省便已存在着传统邮驿与地方民局并行的信息交流网络，并呈现出其空间特性。四川的邮驿节点设置，始于康熙年间，其空间拓展系先以成都为中心实行周边覆盖，在有顺序的分步强化东路、南路、西路，最后形成覆盖全省的空间布局。四川的民信局的出现，大致在道光年间，同治年间其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在业务上不断拓展的同时，由其分支机构和业务线路所织就的网络开始覆盖全川，并逐步改善着民间信息传递的境况。与川内邮驿以成都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同，民信局的核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重庆府境内的民信局在完善并巩固其东向交通线路的同时，开始逐步将其业务节点和线路延伸到川西地区，这样的发展轨迹与在行政层级基础上所建构的邮驿体系差别迥异。　　清后期所逐次构建的国家邮政系统，是近代中国在西制东渐的时代语境之下，将国家主导的时效性通信网络正规化和平民化的重要实践。初始之时，近代邮政系统在西方主导的海关系统下延伸并逐步发展，自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创办之后，通过对传统时期驿递制度的不断整合，并在与民间信局和国外客邮的多方博弈下，一张全国性的邮政网络徐徐张开，并逐步辐射到帝国治权延伸下的各个区域层面。在帝国行将坍塌的最后时日，大清邮政基本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体系延伸和版图扩张，明晰了制度内部的职责划定，并对初创的邮政系统进行空间布局，这些实践深远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延伸的诸多方面。时邮政制度本身也成为了联系上层建筑与基层社会的复杂中间层级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延伸治权、沟通区域联系、促进信息传播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空间特性可分述为海关邮政时期与大清邮政创办之后，就前者而言，机构与线路空间布局上我们发现，而西向辐射全省的业务分支则主要依靠民间信局完成，其直属分支与核心邮路集中于沿宜昌—重庆延伸的川江河段，所设置机构已延伸至沿江具有突出交通地位的乡镇，邮路采用水陆并用分段分时的运作方式。因此四川邮政的空间在初创之际，为重庆以东沿长江分布的西北东南向带状版图。就全国而言，川东成为当时长江流域东西延展的邮路通道的西部端点，而就四川来看，川东地区的邮政事务则成为全省邮务东出的起始点与贯通东部省份的重要走廊地带。在大清邮政创办之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至宣统年间，大清邮政时期四川邮政体系所覆盖的空间已大为扩展，由之前川东地区沿江的带状版图向西沿成渝间大路延展，从而形成了沱江流域和岷江流域两大新兴的邮政集中地段。从而自东往西，以重庆为支撑点，构成了环绕四川中部地区延伸的新月形邮政集中地带，由此可见西向拓展为这一时期邮政空间发展的重点。发散式的邮务点布局则被应用于四川中部、南部，而在西康省部则主要采取单一的线性延展布局。这一时期四川邮务的核心地带为由东部沿江往西经重庆转接成渝大路，而由此发散而出的邮务机构通过各式分支邮路汇集于斯，这种干线拓展与支线辐射的邮政扩展方式，抵定了宣统年间四川邮政的空间格局。　　研究表明，在民国肇成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本身对于构建于清末的邮政本身并未构成太大影响。革命政府无论从国际的认可程度还是自身控制的区域来看，对于全国性的邮政网络并无全面接受的可能。较为实质性的邮政革新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年），在北洋政府主导之下，各地区邮政组织所进行的改制是进入民国以来的首次针对邮政体系的变革，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层级管制体系的调整，以及机构职权的重新界分；其二为邮政空间布局的变革，依旧包含邮务节点的调整、邮路设置和邮区的演化三个方面。此次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民国时期邮政系统的基本框架，就四川邮政而言，经过此次改制后至防区时期东西川邮政管理局的分治，邮政的制度体系和空间格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除职能与机构的稳步拓展外，并未有太大的变革。　　在完成对制度体系的改造后，邮政业务得以进一步扩展，业务量持续上升，而相较于清末，其上升趋势则有所衰减，特别是所拓展的新业务的流量明显停滞的状态，新体制的优势潜力并未在短期之内被激发出来。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整体邮务空间来看，四川邮政在西部、北部分别有所扩展，覆盖了清末部分的邮务空白区。在空间排布上，这一时期的邮政机构延续了清末既已形成的格局，改变十分有限。即以核心交通线为依托，而通过极少的分支向周边进行辐射。以该时期的邮务节点为依托，该时期的高层级快捷邮路集中于成渝大路、川东长江沿岸、成都北出的川陕线一段，以及成都以南的岷江流域，依旧采取了沿交通干线展开的格局。在部分地区已形成了并列、交织的邮路环线，但这种环线属于大循环，多节点、跨区域式的整体环线，内部分支发育十分有限，核心邮务节点之间的直接沟通较少，因此依旧属于单线核心发散式的邮路布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岷江流域以乐山、犍为为中心的邮路环线中，内部的十字分支机构发育较快，由此在岷江流域与沿沱江流域延伸的成渝大路之间构成多处沟通，并成为川内首先形成网格布局的雏形。该区邮务的突出发展脱离了成渝万之间既有的邮务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民国初年，由成都南向的邮路发育成为其重心。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局势混乱，鉴于主要以东西向军事对立为核心地缘格局的内战特性，四川邮区分割为东川邮区与西川邮区两部。时东、西川邮区之间的界限大体以县界为准，而打破了川内道一级行政单位的界限，东川邮区的界限超出了时东川道的界限，而向西和西南拓展。　　从开展的业务类型与重心来看，此一时期与民国二年改制后并未有太大的差异，在分列的不同业务类别上，其总量有着不同的演变趋势。邮区分划之后，两邮区的业务总量较之分立之前依旧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东、西川所辖区内的邮务流量有所上升。但就全国邮务业务总量来看，分区之后的东、西川邮区的业务量在全国所占的整体比例在部分年份则处于下滑的趋势，整体则处于一种持平的态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时期四川邮政的业务流量发展在全国的视阈之内，实质处于一种停滞的发展趋势。就两邮区所开展不同类别业务的流量来看，西川邮区在总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总量优势的核心支撑在于以人口、城镇等基础要素为核心的邮件寄递和汇兑业务方面；东川邮区在业务总量上略逊一成，但其优势在于这一时期新式业务的拓展与邮政快捷流通的业务方面，与仰仗邮政基础要素的西川邮区不同，以重庆为核心的东川邮区邮政发展所仰仗的核心要素侧重于优越的地缘因素与交通区位。　　就复原的邮务机构与邮路的空间范围来看，该时期邮政版图进一步向西拓展至西康西部的德格、巴安一线，在西康南部、渝东南和川北地区也都有所延展，并覆盖了民国初年部分邮务空白地区。从空间结构来看，这一时期于民国早期在重庆以东长江沿岸和成渝大路间所形成的星月形邮政核心地带所环绕的中部地带进行邮务填充，邮政节点和线路的扩展十分明显，加之成都以南岷江流域和川南地区邮务的扩张，使得四川东、中、南部的机构与线路分布的密集化，从而使得邮政版图的核心由之前东西向的带状分布转变为这一时期的团状聚拢式分布，而在这一版图核心周边则相对稀疏。从机构的分布来看，这一时期新设置的邮务机构向县级治所和核心邮路周边集聚的态势较为明显，因此就县级单元邮务机构的布局来看，往往出现内部的邮务空白地区，对乡镇地区的覆盖不甚均匀。从邮路的分布来看，新构建的邮路除包括将既有邮路的延长与升级外，在核心干线之间的沟通在邮政版图的核心地带已颇为明显，最为突出的是在小川北道与成渝达到之间，出现了数线之南北走向的邮路支线，并采用较为快捷的邮路组织形式加以贯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渝东南地区和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南部地区，两区内部在节点和邮路设置方面均有较大的突破，但就与邮务发达地区沟通的线路却十分薄弱，往往只有单一邮路连接，且组织形式的等级甚低。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边缘地区邮政版图扩展过程中的内部强化，内部脱离的趋势。　　抗战爆发后，剧烈的时局变化对四川邮政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从开战之初邮政总局的邮政事务年报描述中我们发现，抗战军兴以来，迫于战争的破坏，我国邮政事业的免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战争的环境也从另一方面不断重塑着既有的邮政格局，并对区域邮政的发展施加着特殊的影响，就四川邮政而言，在举国内迁和大后方建设的话语下，四川邮政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短期内的集中建设与大量人口物资的流入也使得四川邮政的空间布局在之前的基础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至抗战之时，邮政系统已成为当时各项制度体系中拥有旁支最为繁盛的体系。抗战时期大量资源与技术力量的进驻，使得电信和邮政储蓄成为四川邮政的重要分支，而得以急速的推广与发展。电信所属的电报、电话、电台等使得跨区间的快速信息渠道很快覆盖全省，将四川的通讯事业由实体平面带入电讯主导的立体空间之中，为区间讯息实现快速沟通与政令的零时距传达搭建了有力的平台。　　从空间结构来看，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邮务机构已经较为均匀的覆盖东、西川邮区所辖的四川省部分，相对稀疏的地区为四川省部的东北部地区和四川西南部。在西康省部分，邮政版图的延伸也有单线式的机构扩展变为横向延伸的模式，众多战前处于邮政空白区的县级单位被覆盖，而过去单一局所的县级单元也开始成为邮局与代办所配套的综合体。从邮路的发展来看，战时省内邮路的干支体系已不再明显，而以邮路组织形式的快捷程度来区分干支关系的判读亦随之过时。此时四川邮路已在大多数地方形成了网格化的布局，战前业已形成的诸多邮路环线被不断扩展，并在环线内部发育出交错的支脉，干线之间的邮务节点也多有邮路进行直接贯通，值此针对四川全省的邮路网络格局方告形成。　　在对近代以来邮政发展的脉络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对传统邮驿与现代邮政进行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分，在西方海关的主导下所初构的现代邮政体系成为了我国搭建无差别的信息传输平台实践的先声，而其后所逐步发展而成的现代邮政体系，成为了一种由国家为主导，面向社会的综合社会服务网络。与传统邮驿相较，其制度所依托的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管控路径，而是以包括经济、行政、交通等诸多路径相交织的区域社会网络为依托；其职能效用也由单一的政令传播扩展为了以信息传递为主干，并附带文化、金融、物流等多方面职能的综合性社会服务体系；在其业务受众方面亦打破了传统邮驿官民二元化的基本定位，且不再局限于官方受众，而是拓展为了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无差别信息流通平台。　　从清后期四川邮政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转型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清末一直到民国之较为漫长的阶段，在其中传统邮驿和民信局体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其制度体系逐步解体，并化解为通信资源逐步融合到不断发展的邮政体系之中。而新生的现代邮政则在不断吸纳传统邮驿所遗留的资源和制度中的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并从部分依靠民信局的初期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地区邮政的独占时期。从前文对四川邮政的发展演化里程的分析之中，我们可将四川这一阶段的转型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邮政试办时期，邮政正式成立时期和邮政独占时期。高势能的西方制度文明，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由输入、初构、发展、扩张到最后占据核心地位，其制度层面的潜能与优越性是在与历史背景和地方特性不断磨合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并呈现出一种逐次升级的趋势。　　从四川邮政的空间拓展模式来看，我们针对不同时期的邮政节点扩展与邮路的延伸特性，可以将其定性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轴线式带状扩展主要为清末至民国早期，初构之时，维系重庆以东沿长江分布的带状邮政集中地带的意义，对于四川而言为促其东出通达，而对于全国而言则是保障西部的端点。第二阶段所凸显出的围绕省内邮政核心地带的内部完善和外围扩展趋势，则包括四川内战时期直至抗战爆发，该阶段在省内所形成的邮政核心地带已经突破前一阶段的带状延伸，而呈现出中部聚拢的态势。第三阶段为邮政空间无差别的均衡扩充，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于抗战中后期，伴随着乡镇一级代办所的飞速增长并均匀的覆盖到川内诸多县域之内，与之相配套的乡镇邮路快速延伸，由此在战前所形成川省邮政版图大格局，即中部核心区、沿重要交通线延展的干支和川北、渝东南、川西南等区的边缘地带等要素开始趋于模糊，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均衡的全面的空间展开。　　在邮政空间的塑造力讨论方面，清末以来张开的四川邮政空间版图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其影响来自各个方面，政局、经济、城镇、人口、地形、交通等要素可谓无所不包，若究其根本，依然可以将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由下而上的区域特性。而从处于这两大路径之间的邮政发展脉络来看，制度设计与区域要素之间并未存在过剧烈的对抗，邮政的制度发展与空间构建处于这一对冲关系的平衡地带，并得以适时进行调整，体现出了四川邮政在制度发展层面所体现出的良好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