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已成为资本市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重要来源。从宏观角度看,政治体制改革、政党更迭、地缘政治等因素成为资本市场政治风险的来源;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政治关联(企业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Faccio,2006))在不同国家广泛存在,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的失势或死亡也就成为政治风险的来源。因而,如何管理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成为投资者和研究者日益关注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差异,政治因素会通过不同渠道给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带来政治风险,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依赖”的。中国资本市场是过去20年间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市场,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全面转型中的国家,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政党竞争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形成机制有何影响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转型背景下资本市场政治风险的形成机理做一个探索性研究。而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中心任务,加大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治理力度,这为分析中国环境下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形成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由于政治事件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资本市场相关行业的政治敏感性不同如何准确测度政治事件的影响一直是该领域实证研究面临的棘手问题。基于公款吃喝腐败是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形式以及政府官员吃喝腐败与酒类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本文运用金融学的事件研究方法,从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角度来评价十八大后中央反腐这个政治事件的市场影响,分析转轨背景下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来源及形成机理。在理论分析上,首先从文献回顾角度对政治风险和腐败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明确从中央治理腐败视角去探究我国执政党政策变动对资本市场影响;其次,从中国传统关系文化角度分析政府官员公款吃喝腐败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和难以治理的原因,指出酒类行业成为评价十八大后中央反腐政治事件影响研究样本的理论依据;最后,基于政府公款吃喝与上市公司酒类业绩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中央反腐事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为从酒类行业评价中央反腐政治事件的资本市场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形成关于中央反腐政治事件与酒类上市公司股价反应关系的理论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为事件月,运用重复抽样随机模拟方法来取代传统t统计量来计算买进持有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进而通过分析由酒类上市公司构成的投资组合的买进持有异常收益率来为检验中央反腐政治事件造成的政治风险。事件研究结果显示:十八大后中央反腐政治事件对资本市场相关行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补充了资本市场政治风险形成来源和影响的研究文献。目前国内主要从政治关联以及政治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风险。本文从执政党政策变动的角度运用事件研究法定量的衡量资本市场的政治风险。第二,从资本市场反应角度考察了政府反腐政策的效果。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从查办案件数量和金额、惩处官员级别角度来评价政府反腐工作成效(万广华等,2012),但很少有研究从市场反应角度来评估中央反腐工作的成效。借助资本市场的事件研究方法,本文从酒类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角度定量地评估了中央反腐工作成效,发现十八大后中央治理公款吃喝腐败的举措颇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