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时对作品的传播、使用和创作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合理使用制度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著作权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的扩张,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不断延伸;另一方面,技术措施和格式合同在数字时代的应用不断挤压合理使用的适用空间,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复制技术也让侵权行为和合理使用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破坏了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合理使用推动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公共利益目标在数字时代难以实现。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立法模式缺乏灵活性、具体的行为类型规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以及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有限和缺失规制格式合同效力的依据等问题,使得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难以适应数字时代不断变化发展的新事物。基于合理使用所具有的维护利益平衡、保障表达自由、降低交易成本和发挥正外部性的制度价值,合理使用在数字时代仍有其存续的意义和正当性,并且应当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以灵活应对数字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我国当前的合理使用制度。通过在立法中制定规范意义上的合理使用一般条款,并明确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的关系,完善具体行为类型,增强立法模式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引入转换性使用作为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统一的认定标准,建立与技术措施、格式合同相协调的机制,构建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新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