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心,通过细致梳理与研读这个在当时被称为“大团结”“大会师”的、但实际上不乏矛盾与冲突的文学会议,对“十七年”文学体制中几个重要构成要素的生成,作富有深度的挖掘与阐析。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的背景”。主要分析第一次文代会前夕的文艺局势,阐述左翼文艺界朝着文学体制化的目标所做的多种准备与努力。大致内容有:左翼文艺界如何通过多层面(包括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内部的“异质话语形态”及国民党文艺势力等)的文学论战,使当代文学应继承的本土文学资源变得清晰化,并将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模式逐步推向全局性的文学构成;党如何通过策略性地运用既宽大又设有底线的作家政策,“团结与争取”了尽可能多的文学力量,作为生成文学体制的一种人才储备;苏联文学模式为何会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左翼文艺界又通过哪些途径与方式,在文学体制建构的过程中对之加以了充分的借鉴与运用。第二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的组织化”。主要挖掘第一次文代会历史性建构“文联”、“文协”(即后来的“作协”)等文艺组织的过程,并探讨这种组织化建制给作家的身份、创作方式等带来的变化。具体内容包括:结合历史与现实,阐析党在建国前夕组建庞大而系统的文艺组织的意义本源;梳理第一次文代会筹建文学组织时的设想与讨论,考察哪些意见及细节影响了组织建构的具体实施;探讨“单位”中的作家在完成了从“自由职业者”到被组织起来的“文艺工作者”的角色过渡之后,其身份上所发生的非主体化、非个体化、等级化等的转变;解读第一次文代会倡导的“创作组织化”思想,考察进入“单位”后的作家如何实现创作方式上的“组织化”转换。第三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主要探讨“体制心理”这一隐性形态的文学体制在“十七年”作家中的生成及其复杂显现。具体论述依次如下:分析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延安文人心态如何被“资源化”,用来催发“十七年”作家的体制心理;发掘第一次文代会营造与强化作家体制心理的多个环节,包括代表产生办法的制定、大会权力阵容的安排、尊崇“工农兵文学”的会议基调的设置、主导大会的“我们”体话语方式的突出使用等;考察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统摄之下,作家自我否定的意识、紧跟形势的焦虑、对文学规范的审慎与敬畏等多种体制心理的产生,以及它们交错复杂的呈现方式;以巴金为个案,具体考察“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生成的过程及特征。第四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的实践生成”。主要考察一套用以保障“方向”的文学调控机制是如何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指导下运作起来,并在实践中趋于完整的。具体内容包括:发掘第一次文代会为各类(各级)文艺部门、机构预设的权力结构,考察这些文学调控中介在实际运作中的协作与呼应,探讨权威人物调控与权力实体机构调控间的缝隙与对接;分析第一次文代会对文学批评性质的界定,阐释“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实践中“浇花”与“锄草”的调控功能,探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非科学化”因素对文学调控的影响与制约;以“组稿”、“编者按”、“读者来信”等为个案,具体阐析“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在实践中的逐步形成与运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