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读经”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熟读。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明白自己的文化来历、文化特色、文化价值与文化发展趋向。本研究采用解释学研究范式,遵循事实——解释的社会学研究路径,以“读经”之行为事实和文化自觉之思想事实为出发点,运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经验反思、理论思辨等研究方法,对取自四个不同年龄、地区的“读经”的个案就“读经”与文化自觉的经验进行调查,然后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释,得出结论。调查发现,台湾陈君读经以《论语》为中心,他认为孔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金字塔的顶尖,读懂《论语》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论语》是关于生活的智慧之书,它的根本价值在于成己成人,使个人、家庭、社会、世界保持和谐。人类在新世纪明智的选择是回归孔子,从孔子那里学习和谐生活之道。他还根据《论语》的要求,躬行实践,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成效明显。广西刘君读经以《伤寒杂病论》为中心。他认为修习中医经典是学习中医的必要途径,而中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渠道。中医思维的特点是天人合一,主要表现是象数思维;精通中医经典,上可治国、中可治人、下可治病,有利于“致中和”。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强调人本身,注重运用综合思维,使人自身保持平衡状态以防病、治病;而西医认为天人相分,强调疾病,注重运用分析思维,找到病源,以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中西医的路子完全不同,二者各有所长,真正可以互相补短,地位应当平等。中西医的关系基本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关系。北京胡君读经以《老子》为中心,认为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真谛必须从研习原始经典开始。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体现在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核心的道学文化之中。道学文化对于个人、社会和世界具有多种重要价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应当以新道学文化为方向。重庆的“我”读经以《周易》为中心,认为伏羲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易”以贯之。它的时代价值表现在可以继续为我们提供生命之道。从太极地球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化是一种天然的相反相成、对立互补、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每个被调查者由“读经”到文化自觉的机制与方法,发现陈君主要采用“博学”与“笃行”的方法。博学方面,他在背诵《论语》的基础上,精研中、外几十种不同作者注解的《论语》,博采众长;同时,发挥自己阅历较为丰富的优势,从自己的身世遭遇出发,设身处地地揣摩孔子原话的语境和涵义,故对《论语》多有切实的体悟。笃行方面,他总是力求把《论语》的思想体现在个人日常一言一行。言必有信,行必由仁,思必依智慧。他用博学、笃行之方法读《论语》,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就比较深。刘君治《伤寒》,不仅能背诵经文,而且善于从文字学入手,分析经典中文字的涵义,探赜索隐,将汉字、中医、周易、思维互相贯通,把时空、身心、道器互相联系,以治病为下策,以强体为中心,以预防为上策,“技进于道”,最后达到文化自觉。胡君治道家之学,他的经验是,“读经”要用功,更要用心。用功的关健在于千遍万遍地诵读经典;用心的关键在于专心致志。这样则可以上友古人,与圣贤心心相印,声气相通,得其“心传”,产生灵感,开发潜意识,自可以觉悟到中华文化的真谛,实现文化自觉。本人“读经”过程中,以背诵经典为基础,努力从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易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审视经典,也能初步实现文化自觉。总之,通过调查、研究四个“读经”个案,发现由于他们每人都至少熟读一部经典,并且有着具有自己特色的“读经”方法,结果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特点、价值和发展趋向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基本能自圆其说的看法,即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基于对四位被研究者“读经”与文化自觉关系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对于本研究的四个个案来说,“读经”与文化自觉有必然的联系:“读经”可以导致文化自觉。(2)通过“读经”,可以在对于人类文化特点予以整体把握的大前提下,对中国文化的来源、特色、价值以及发展趋向等形成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即实现文化自觉。(3)博学,笃行,深通汉字和易道,专勤诵读经典,多学科角度审视,以便达到视域的融合,是从“读经”到文化自觉的必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