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英语国家，然而这种仅仅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认识是过时的。虽然历史上的澳大利亚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战后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移民国。由于移民及原住民对本民族语言权利的争取，多元文化政策的颁布及实施，以及为了应对近年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对象的变化，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已经由单一主义调整为多语政策。　　1987年，联邦政府表决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国家语言政策》方案。该文件指出:澳大利亚将在保证英语作为国家语言地位的同时，尊重土著人民的语言权利，维持并推广移民语言（也可称为非英语），通过语言政策的调整促进国家统一，并承认及鼓励社会的多样性。相应的，该报告提出了旨在于保证语言政策积极有效实施的建议，包括语言教育及学习项目、语言服务项目等。　　囿于本人有限的研究能力，作者将选取非英语在中小学的教育作为研究的方向，以期对澳大利亚历史及现今的语言态度的变化、《国家语言政策》及其他相关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实施根因的评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进而深刻的理解更为广阔的澳大利亚经济及社会的变化。　　作为研习澳大利亚文化的一名研究生，本文作者认为教育产业是一种能如实反映澳大利亚历史与现今、国际与国内策略的综合产业。对教育产业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小学语言教育的研究，能从小方面折射出大社会，实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效。经过与多位澳大利亚来访学者进行交流之后，作者更加坚信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而语言又作为文化的载体，反映了澳大利亚历史与现代的不同文化导向。　　移民国家的历史决定了澳大利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然而纵观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史，我们可以清楚的勾勒出一条主线:英语的主导，以及对其他语言发展的压制—语言多元化的形成与发展—鼓励亚洲语言及文化的学习。本文假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定位的不断调整，希冀从中发现澳大利亚历史演进遵循的轨迹。　　论文的第二章首先回顾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变迁的历史。理论界对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划分一般采取“同化阶段—多元文化阶段”的划分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重点，作者尤其关注政府对有关非英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因此采用了Clyne的“放任—一定程度的宽容—完全禁止—接受甚至鼓励并促进”的划分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探讨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的内在关系。　　鉴于本文的核心是对澳大利亚非英语教育的研究，作者将文章的主体安排在第三章。第三章首先详述了非英语教育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发展情况，然后探究了政策发生转向的深层原因。这主要包括:一，满足移民的需求;二，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三，贸易方式变化的需要;四，第二语言教学的益处。　　文章的第四章则研究了非英语教育在澳大利亚的最新进展，即亚洲语言文化的学习。“亲近亚洲”反映了澳大利亚在新时代更加明晰、准确的定位，因此亚洲语言文化的学习状况及原因值得单独一章进行讨论。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亚洲的战略重要性的不断深入的认知，亚洲语言发展资金的广泛程度，亚洲语言推进组织的纷纷建立表明亚洲语言的推广与学习是非英语教育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鲜明的阶段。第四章同样探究了亚洲语言学习的现状和深层原因。研究发现虽然亚洲语言隶属于非英语这个大概念，但在深层原因中，亚洲的地理位置重要性、安全合作战略性及经济联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综合主体讨论章节的内容，作者总结认为，原研究设想是基本成立的。上个世纪澳大利亚视英国为自己的母国，视英语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根基。在移民社区提倡非英语教学无异于异端邪说，是分裂国家的一种举动。随着多元文化政策在澳大利亚得到更多的认可，澳大利亚在语言教育方面表现地更为理性及宽容。如今，澳大利亚又掀起学习亚洲语言的热潮，更是对自己历史定位的颠覆。由于亚洲作为澳大利亚近邻的地缘重要性及亚洲经济奇迹的出现，学习亚洲语言及文化是“亲近亚洲”口号的实际体现，必将进一步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发展。　　本文的独创性在于开创了一个研究澳大利亚的崭新视角，并将澳大利亚国内的前沿研究（指学术界对有关亚洲语言学习的争论）引入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