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金牌战略”和学校体育的“健康战略”并行发展的管理模式而提出的,总体思路是整合全社会的体育资源、形成我国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相融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达到青少年健康水平和竞技运动水平同步提高的战略目标。主要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理念的改变、培养体制的转型、管理模式的优化、运行机制的调整、国内外体育体制的比较、资源投入与收益的核算等几个方面考察,在此基础上,整合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组织架构、操作保障等宏观体系内容,架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近、中、远期的发展进程。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建国初期国家采取广泛的、普遍性的号召发展体育,辅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人群进行扶持和投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近十几年来,金牌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竞技体育走上了功利的道路,突出了“三级训练网”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去争金夺银的功效。总体上说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是举国体制不断成熟与强化的过程。2.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理念受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与外界的体育交往很少,国内基本上是以增强体质为目的,以普及促进提高,突出的是“量扩张”;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重新进入奥运大家庭后,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如何在国际大赛和奥运会上夺取金牌,以提高带动普及,并带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诉求,突出的是“质索求”;“体教结合”人才培养理念的提出,是对以往培养理念的扬弃,是对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重新思考,可以将其理解为追求“质、量互馈”。3.“三级训练网”人才培养体系从金牌效果上来考察,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从培养运动员成为合格社会人的角度、从如何通过运动训练提高全民体质以及促进个体终身运动习惯养成的角度考量,现有体系暴露出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储备不足、缺乏公平、成材率低、发展不均衡、与社会要求脱节等诸多问题。竞技训练为主导的倾向导致了竞技训练参与者的个人综合素质提高和个人社会价值体现受到阻碍。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资平均每年增幅达到10%左右,相对而言在投入与收益比例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资源配置上向重点和高端倾斜,使我国基础训练人口不断萎缩,许多集体项目的梯队数量急剧减少,高水平成绩带动普及程度的示范效应大幅度消退,严重制约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5.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考察,了解到世界上竞技体育相对发达的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重视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的有机结合,各层次的培养目标明确,输送渠道更公平畅通,教练员的培训和选拔制度更科学,竞赛与训练环节结合密切,大中小学课外业余训练与俱乐部训练有效衔接方面有独到之处,对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整合具有借鉴意义。6.我国“体教结合”思想已提出二十余年,相应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建立,运行机制不顺畅,其推行效果并不理想,目前难以达到目标要求。教育系统学校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着组织结构不健全、队伍管理不到位、训练时间难保证、教练员队伍不整齐,水平提高不显著等问题;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着思想教育薄弱不到位、文化学习不系统、竞赛安排不合理、人才遴选不透明、分流安置不顺畅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两种不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各自为政,缺乏过程层次上的契合,需要挖掘各自体系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上的优势加以重新整合。7.在综合考察我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变革“成绩至上”的体制;树立“育人夺标”的思想;明确“以人为本”的理念;创造“开源广蓄”的渠道;达到“节能增效”的目的。8.提出了优化整合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思路:树立以“质、量互馈”为指导的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理念;探索以教育系统为依托的“体教结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新体系;建立以管理机关为主导的社会化高层次竞技队伍的运行体系。从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目标定位、原则、运行保障等方面阐述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框架。9.初步规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未来发展的体系构建、体系过渡和体系完善等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排出了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