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文化治理新视域,为以文化传播为核心使命的博物馆突破传统的“信息传递观”思维,进身成为构建文化认同、营造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提供了契机。在文化治理的全新视域下,博物馆文化传播更加关注文化的治理向度,关注传播理念的更新,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优化与完善,这不仅涉及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的进一步发掘,也涉及博物馆组织方式的重构,更涉及个体文化能动性的发挥。本文除第一章绪论外,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二章主要阐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概念内涵及其传播模式的演变。博物馆从最初作为文物收藏机构到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所,文化参与生活的趋势逐渐显现。按照杜威的“传播观”,传播具有构建共同体的内涵,与之相伴的突出特征是互动性和建构性。以此观之,我国当前博物馆文化传播虽然在传播方式上日趋丰富,但根本上仍固守“传递观”的传播理念,与构建共同体的目标相去甚远。第三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理论视角。文化治理概念来源于福柯的“治理术”和本尼特的“文化治理性”理论,强调文化成为一种实用的治理技术,隐含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审美等生活实践中。沿袭文化治理的视角,可以发现博物馆文化传播在个体的塑造和共同体的营造两个层面上均呈现出其作为治理工具的一面,但目前国内文化传播也面临文化治理理念缺位、工作人员多重身份枷锁、参观者观光化和其冷媒介属性等困境。第四章是个案研究。本章以首都博物馆为典型个案,在客观呈现首都博物馆文化传播现状的基础上,透过文化治理的视域分析其困境。首都博物馆现有定位是历史记忆与都市文化空间,即作为市民文化记忆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学校教育的补充部分。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首都博物馆文化传播也面临都与城文化定位的模糊,“文化管理”的思维渗透其中,展览式教育代替文化传播,以及深陷建构“都市文化共同体”的迷思等困境。在第五章中,本研究尝试进行实践反思并给出对策建议。文化治理强调“藉由文化以实现治理”,它的实用主义特征决定了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要确立好公共文化中介的身份,而非文化管制者角色;多元共治也是文化治理的要义,应成立网格化治理组织,重视多主体共同治理机制;鉴于博物馆数量与人口数量比例悬殊的特殊国情,可以考虑展览策划分众化、调节收费门槛、设立免费日等措施进行调节;此外,个体自治是文化治理的重要视角,这包括文化解码、价值认同、行为自觉等微观技术策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