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问题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作用,“十三五”计划中强调要加强生态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并完善相关制度。在引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后,更多的重污染企业投身于环境信息披露,从企业角度来看,内部控制是企业的自律系统和制度体系,其本身包涵着多种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能否应用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在先前的研究成果上,本文探讨了政府监管对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然后加入内部控制,观察内部控制对政府监管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是否起到中介作用,以此加深理论认识,为改善重污染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供建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1-2017年度我国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政府监管、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等相关文献的回顾,基于合法性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共压力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假设,构建出政府监管、内部控制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框架。本文首先探讨政府监管对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其次加入内部控制这个中介变量,观察内部控制在政府监督对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经过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表明:政府对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监管程度越高,企业存在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监管可以促进企业的内部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在政府监管对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用。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政府监管不能直接发挥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它需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去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使企业积极主动去改善环境,进而提升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根据上面的结论,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实施奖惩措施;企业应加强环境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有效性,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本文的结论使利益相关者更清楚地了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现状,让政府更加明确其环境监管的有效性,并扩大了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