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然而国内外复杂局势给我国经济运行施加了新的下行压力。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将紧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三大基调制定。地方政府作为宏观政策执行的主力,其决策理性直接决定施政的有效性,而部分地方政府固守GDP增速,盲目通过举债投资刺激经济,特别是由各类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代理人进行投融资。伴随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增长和基建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累加。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都将隐性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概念出发,结合近年来出台的各类规范和化解政府债务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明晰隐性债务边界,尝试探讨其规模和衍化过程。结合财政分权理论、政府竞争理论和政府职能转变理论深入分析隐性债务形成的内在和外在成因。得出结论,分税制改革造成的财事两权不匹配,畸形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是隐性债务激增的内在主因;金融机构迷信政府兜底,不当创新是推动隐性债务风险蔓延的外部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对2018年以来城投非标违约案例和苏州无锡地区城投市场化成功实例的分析,从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城投平台转型、金融监管等角度提出隐性债务的防范化解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