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中,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是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但在国内,由于地域和语言传播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他的接触和了解还相对比较少。相对于施韦泽的国际影响力而言,国内无论是对有关他的事迹的介绍宣传,还是对其思想的研究方面,进行的广度和深度都与他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国内理论界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出发,这虽然肯定了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他的思想的丰富性。施韦泽虽被公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启蒙思想家或奠基人之一,但他最初在创立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时候,并不是自觉地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出发的,而是在思考文化问题和寻找文化危机出路的思想历程中创立的。施韦泽对西方文化问题的思考、对文化危机的原因和出路的探讨,在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迅猛发展,人们普遍为物质成就的进步而沾沾自喜的时代是非常具有超前意识的,也是我们研究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不容省略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他对西方文化危机的深刻分析和长期以来对寻找文化危机出路的思索,就没有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形成。所以本文在分析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过程中首先把他长期以来对文化危机的认识和思考作为一个重点分析的部分,找出他思考的文化问题与敬畏生命伦理学形成的关联所在,以厘清他的伦理思想形成的整个脉络。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创立和它的具体理论组成部分进行阐释,再对它在生态伦理学方面的重要影响进行归纳和总结。另外,国内理论界研究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较少对其中所蕴涵的人道主义精神、丰厚的人文内涵给予关注,对于敬畏生命伦理学在现代的启示作用几乎很少涉及。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状况的缺陷,本文也把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现代启示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来探讨,以期能较为完整的挖掘施韦泽思想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