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贸易始于丝绸、茶叶和猪鬃等农副土特产。而且中国改革源自小岗村“大包干”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创新。此后,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中,从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从1986年“复关”单方面开放到2001年“入世”双向开放,从开启自贸区建设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1957年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到2018年上海举办世界第一个国际进口博览会,都呈现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时代印记。诸多对外开放措施逐渐出台,多种贸易壁垒削减逐步落实,使中国成为全球农产品市场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贸易逆差常态化。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全面评价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削减带来的经济效应,不仅有助于解答农业是否是中国加入WTO的牺牲品,而且有助于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为进一步分行业、有重点、有步骤削减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世界各国开放农产品市场提供中国经验。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领域持续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国农业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不断拓展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从行业层面研究进口贸易壁垒削减的经济效应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其发展,为从微观产品层面准确把握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削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渠道。然而,由于农业是一国基础产业,影响到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与国计民生。因此,无论在WTO多边谈判还是在FTA双边谈判中,各国对农业贸易壁垒削减都非常谨慎。对中国“小农”式经营占主导的国家而言,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加快实施FTA战略,不断单方面扩大对外开放,表明中国坚持均衡、包容、共赢的开放态度。为此,掌握中国农业贸易壁垒削减程度,厘清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产品进口边际、农产品生产率、农业结构调整、农户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中国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结合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框架,以中国入世后农业进口贸易壁垒削减为背景,考察农产品贸易进口壁垒削减的经济效应。本文研究思路是:首先,归纳总结贸易壁垒削减的测度方法及其对进出口微观结构的影响与福利效应;然后,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考察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产品进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探讨贸易壁垒削减对生产者福利（包括农产品生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估算贸易壁垒削减对消费者福利（包括进口种类增长和质量变动的贸易利得）和社会福利（无谓损失）的影响;最后,总结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含义。本文内容由以下八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主要内容、论文结构与框架,介绍了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该部分首先简要分析了贸易壁垒削减的测度方法,然后从微观上总结了贸易壁垒削减对贸易边际、进出口产品质量、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最后归纳了贸易壁垒削减对生产者福利、消费者利得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该部分以Melitz（2003）模型为基准,借鉴S.Demidova和A.Rodriguez-Clare（2009）的理论模型,将国内消费品分为国内生产产品和进口产品,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此刻画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产品进口贸易边际、生产率、收入及福利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削减与测度。该部分在回顾中国入世后农产品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削减的基础上,将非关税进行关税等价,构建产品层面的贸易限制指数,分析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削减程度,比较不同农产品贸易壁垒削减差异。第五部分是贸易壁垒削减与中国农产品进口边际。该部分在了解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测度了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实证分析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产品进口及其三元边际的影响。第六部分是贸易壁垒削减对生产者福利及结构调整的影响。该部分对农产品生产率进行测度及其分解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产品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分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贸易壁垒削减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贸易壁垒削减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第七部分是贸易壁垒削减对消费者福利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该部分首先估算了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然后进一步测算了质量变动对进口贸易福利的影响,在估计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弹性的基础上,分析了进口贸易壁垒削减导致无谓损失的降低程度。第八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该部分在归纳总结本文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得出主要结论的基础上,指出了结论的政策含义。通过以上八个部分的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入世以来,中国逐年降低了农产品关税,削减了进口非关税。从贸易限制指数看,从2001年到2015年,整体上农产品贸易壁垒削减了69.48%,成为全球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第二,农产品进口激增,数量边际作用最大,价格边际在波动中缓慢增长,扩展边际贡献最少;贸易壁垒削减通过提高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显著地促进了农产品进口增长。第三,DID和分位数DID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入WTO显著地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率,更能提高较高生产率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只考虑关税削减会夸大对生产率的促进效果;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影响机制的结果显示,WTO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效率三个渠道,最终提高农产品生产率水平。第四,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削减贸易壁垒降低了种植业的比重,提升了养殖业、牧业和林业的比重;系统GMM方法的实证结果发现,贸易壁垒削减提高了农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第五,差分GMM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贸易壁垒削减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增加,降低了家庭经营性收入,促进了工资性收入,但最终降低了农民的总收入;同时,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第六,估计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结果表明,忽视进口种类增长会高估进口价格,进口种类增长使消费者获得了相当于2015年农业GDP的1.5134%福利;而且忽略进口数量和质量也会高估进口价格指数,质量变动带来的贸易利得最大,种类增长导致的贸易利得次之,数量变化促进的贸易利得较少;同时也发现,贸易壁垒削减引起的无谓损失占农业GDP的比重大幅减少,2007年前贸易限制指数是造成无谓损失的主要原因,2007年以后贸易限制指数方差是造成无谓损失的主要原因。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第一,继续推进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削减政策。在确保农业安全的前提下,对高关税的农产品尤其是消费品要进一步下调关税,这样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继续削减非关税壁垒,改善营商环境,如农产品进口配额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破除国营贸易进口垄断权利等,落实竞争中性规则,放宽市场准入,让更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促进公平、提高效率。在实施FTA战略中,加快农业谈判,降低敏感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对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采取零关税。一方面,既能提升现有FTA水平,打造FTA的升级版。另一方面,有利于促成同有意向的国家与中国签订FTA协议,让FTA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二,进一步实施农产品进口市场多元化和种类多样化战略。不仅要提高进口种类数量,更要提高新产品种类的进口值,尤其是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已签订FTA国家农产品的进口。同时也要提高更多优质农产品的进口,为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提供持续动力,这也是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当前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选择。第三,农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要协调使用。在实施贸易壁垒削减政策的同时,更要发挥农业产业政策的作用,形成互补,多措并举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如继续发挥财政支农政策功效,加强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等。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搭建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平台,着力培育土地托管、土地银行、土地股份作社等组织和中介,解决土地碎片化和“小农”式经营问题;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成本;要选择竞争力强的农产品,适时试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措施,倒逼农产品市场化改革,促进中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