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监视居住制度被立法者重新进行了定位,内部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和塑造,特别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场所、检察监督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补充,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的丰富。但由于《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受篇幅、体例的限制且相关争议未达成共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关法条相对较少,制定上粗疏、宽泛,存在一些漏洞。《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虽然有一定的拓展延伸,但仍不够细化,相关规定较笼统、抽象,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大量需要解释的事项仍属空白,适用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届对其存在一些争议。司法办案实务中,适用指定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案件把关不严适用宽泛;执行主体缺位越位错位;适用过度服务侦查化、讯问行为随意化;执行场所各式各样,呈现分散性;场所建设五花八门,不规范、不统一;执行内外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救济机制不完善等等。通过深入剖析J省和H省检察机关2016年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数据,整理归纳发现的问题,找出对策,以期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弥补发现的漏洞。虽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国家监察制度的重大改革,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等部分职能将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与其相似的留置措施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会暴露出来,因而探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对国家监察机关的调查处理特别是“留置”措施的应用具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