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理论研究沿用退出、声明、伪退出、伪声明框架,基于中国独立董事行为环境,对中国独立董事的显性收益和成本、隐性收益和风险成本和关系收益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国独立董事个人微观主体净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独立董事各种条件下行为模式和决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我们的理论研究发现,由于我国治理环境中存在的内部控制人问题、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治理结构、独立董事作用机制发挥途径受限以及中国中庸文化的影响等问题,造成我国独立董事精神收益和声誉收益无法实现,有较强的关系收益偏好损害其独立性,以及权责不清导致其个人风险成本失真;因此在面对大股东的违规行为,我国独立董事行为不会投出反对票与控股股东抗衡,而会采取投弃权票的决策;当控股股东违规行为性质严重性升高时,独立董事可能会选择辞职退出公司。但是上市公司可以将退出成本转嫁给独立董事个人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对风险的容忍程度会大幅增高,因此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不作为”或“追随战略”以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独立董事成为“花瓶”。只有当控股股东违规行为性质严重性很高时,超过独立董事的风险容忍极限时,才会选择辞职退出公司。我们以2006年到2008年发生独立董事主动辞职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讨论的结果。通过对薪酬、董事会次数以及财务、治理和事件风险的多个指标的均值、中值检验以及Logistic模型回归,我们发现我国的独立董事对物质收益和现实成本有较高的敏感度,风险变量中各个静态指标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只有突发事件变量显著影响独立董事辞职概率,说明我国独立董事风险容忍度较高。同时我们也发现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会对其辞职行为的决策产生影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专职董事对风险感知的敏感程度要低于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和实业界及行业协会的专家。另外,实证结果也为我们提供了我国独立董事声誉和精神收益不足,和关系收益存在的一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