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工业化的进程中,发展追求的是"有水快流",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均一门心思地增加资本和利用资源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为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时,资源枯竭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一系列危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开始出现。种种环境症状迫使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源衰竭、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的发展局面,该局面的各种痼疾已成为困滞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枷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赶超型的发展思路在世界上取得了突出地位,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日渐缩短。但是系列的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权衡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天平,寻求适宜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良模式是刻不容缓的重任,是中国政府在当下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大事件。本论文围绕如何协调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论文在理清了海内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率的研究的基础上,将协调评价模型、效率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性相结合,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协调发展效率分析以及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三条主线为分析立足点,展开了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效率评价研究。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学术研究表明,环境现状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决定其战略的重要依据,绿色经济的本质是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提升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效率则是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本论文通过对经济、环境发展速度的协调情况研究发现,环境会限制经济增速,而经济的衰退也会束缚环境改善的步伐,但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下,两者的发展步伐基本趋于一致。从系统发展视角的协调性评价发现,30个省(市)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现状总体上在协调轨道附近振荡。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引入外商投资、发挥区域增长极作用、推进产业转型以及把握环境承载力范围四个主要政策建议。为更透彻地把握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论文基于经济与环境协调性评价,进一步衡量了协调发展的效率。考虑到经济与环境间的"投入、产出"联系,选择非参数方法DEA模型。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发展效率值呈现正态分布,并且有"东高西低"的格局特征,在空间上有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不够强,省际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推进。最后,对协调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探讨发现,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能源消费强度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能源消费强度的负影响系数最大,为-0.253;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鉴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故加强区域协作与交流是强化溢出效应的重要方式,同时,提升能源的转化率、推进高耗能产业的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环保投资的利用率也是促使经济与环境进入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