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在90 年代初大踏步地从新写实转向了对历史的编撰,表达了对历史全新的体悟。人们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体验,日常生活中已成为定式的历史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独特面貌。从直接的文化语境看,80年代末90 年代初,文学的生存方式面临着再次选择。因此,远离现实、不为意识形态中心完全排斥的历史叙事顺理成章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式的创作空间。在众多作家将精力放到历史的层面上时,刘震云选择了同样的叙事视角,但绝不是对特定政治与文化的回避与逃遁,而是把创作的目光投射到了对历史的阐释之上。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用集体取代了个人,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观。拨乱反正后的80 年代,人们彻底清算了极左路线,但是小说依旧被视为真实的还原,被看成是历史自在的生成过程。随着90 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人们终于在剧烈的震荡中开始了对历史的怀疑。面对商品与金钱,文学的表现体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人们在80 年代曾拥有的无限希望与憧憬刹那间遭到了毁灭与破坏,在历史理性观念支配下的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的活动,受到了质疑,另一个对历史改写的时代,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刘震云敏锐的神经迅速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特质,以“故乡”系列小说展开了对历史的对话与追寻,开启了“故乡”对历史的解密之途。他在九十年代初先后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两部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九十年代中叶,他更是历时八年,写下了洋洋二百万字、四卷本的《故乡面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表现出了强烈的新历史意识,刘震云巧妙地将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正史”作为颠覆与戏谑的主体,用一种民间化的视角表现了宏大叙事下隐藏着的历史生活图景。作品中的历史被作者处理为一种共时性的时空体,在貌似“正史”的结构中,填充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个人化思考。通过对一个村庄百年争斗的描写,刘震云揭示出了在权力与欲望运做之下的历史主体,表达了他对历史的全新认识。作者在体验了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的断裂与整合后,通过《故乡相处流传》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方式和知识体系。他大胆地将人们熟悉的历史编撰成为文本性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