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阳明格物致知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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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最早见于《礼记·大学》篇,但唐之前对其解释很少。汉代郑玄解“格”为“来”,训“物”为“事”,带有明显的伦理学意义。韩愈出于辟佛需要,发现了《大学》的价值。李翱首先明确提出“格物致知”问题。他把“物”解释成“万物”,把“格”解释成“至”。他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把“格物致知”和“尽心复性”结合起来,“格物致知”成为“复性”的方法和手段。宋代哲学家出于彻底批判佛、道的需要,对先秦儒家的《大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由此,格物致知成为其理学体系的一个核心命题。司马光、欧阳修、张载、二程对“格物致知”都有所阐发,尤其是二程对“格物致知”的基本涵义、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法和目的做了明确规定,为朱子“格物致知”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对于朱子重视格物的原因,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辟佛、构建理论体系、为学之方、关注社会生存之道等理解。朱子的“物”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天地万物;二是“事”或“事物”;三是理之所在。朱子的“物”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又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朱子反对把“格物”理解为“捍物”或“接物”。他认为格物是即物、穷理、至极。格物的核心是穷理,格物的方法是即物,格物的要求是至极。朱子的“知”有两方面涵义:一是指主体认识事物的能力;二是指由认识活动而得到的知识。朱子继承了张载等人的思想,把知识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落实到为学之方上,朱子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并用而不可偏废。朱子的“格物致知”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不完全的德性之知的逐步积累扩充,达到完全的德性之知,进而涵养德性,恢复心中“光明之德”,至于至善。“格物致知”在朱子这里不仅仅关系到为学之方,也是朱子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支撑点,作为贯穿其哲学体系始终的桥梁。朱子认为,通过体认万物分殊之理,可以达到对理一本体的认识,而对具体事物的认识的手段就是格物致知。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是对儒家知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沟通形而下与形而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朱子的“格物致知”说,强调“即物穷理”、“居敬明理”、“泛观博览”、“读书明理”,使学者偏执于“穷理”一途,从而只在思辩、学问上用功,容易陷入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教条主义。阳明“格物致知”说的提出,源于对朱子格物说的反思。阳明年轻时曾笃信朱子“即物穷理”的方法,“格竹”失败的经历促使他走上反身内求性理的道路。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不仅是客观的道德规范,更应该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阳明的“物”,是进入“视听言动”的对象,也是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物,如在孝亲观念支配下地行孝亲等行为。在阳明这里,既然“心外无物”,那么“格物”就变成了“正心”。而正心与诚意密切相关,诚意就是好善恶恶,存善意去恶意。在阳明这里,致知之“知”,主要是指良知。良知范畴是阳明整个学说的核心和基石。良知的内涵也非常丰富:良知是德性的本原,良知是先天的道德意识,良知是意义世界的根据。在阳明这里,致知不是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把心中固有的天理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致知即致吾心之良知,亦指“知行合一”的依良知而行。致良知的极致,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也是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标。如果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的道德基石,致良知说则是实现良知本体的途径。致良知说是阳明最成熟、最重要的理论,标志着其心学体系的完成。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在道德修养方面赋予主体以巨大的能动性和自愿性,为道德主体提供了一个合理而可行的修养机制,形成了修养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圆融的体系结构,达到了伦理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一致。但是,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完全不讲向外的求理过程,从而,使其求理变成了一味向内的正心体悟,容易陷入虚玄空谈,不无流弊。虽然朱子阳明“格物致知”说的旨归,都是实现道德修养目标,成就圣贤人格,但是二者在本体论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以理本体作为其哲学的逻辑出发点,而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则以心本体(良知)作为其哲学的逻辑出发点。朱子坚持以向外“即物穷理”的认知方式找到天理,并作为道德原则来指导行为。这种理性主义的进路,最大程度地承担起了社会道德调节的使命。阳明基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论断,直接通过致良知的工夫发现心中良知,克服了朱子之学“心理为二”的弊病,充分肯定了人在道德上的平等性和践履道德的自主性,对人在道德本性和德性能力上做出了彰显主体性的双重肯认。朱子阳明格物致知说在工夫论上的不同,体现在道德规范与道德人格的区别,理念伦理与德性伦理的不同,理性自觉原则与意志自愿原则的差异等方面。简言之,朱子与阳明工夫次序的不同,主要源于本体论的构建和对德性根据的理解不同。“格物致知”问题的梳理和阐发,在王夫之这里进入一个批判总结时期,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体现出了空前的理论深度,也为后人观照宋明理学的利弊得失提供了某种契机。朱子与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读各有千秋。他们的理论努力,对于今人深入地思考知善关系,达到求知与求善的统一,推进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启示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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