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是晚清广西的文化巨子,他受益于桂林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便显示出“兼济天下”的强烈愿望。朱琦入京为官后,侍从倭仁精修程朱理学,文从桐城,讲求“文以载道”的致用精神。朱琦一生交游甚广,因而得以开阔视野,不断充实提高自己。清朝道咸时期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催生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士人们纷纷讲求实用之学,反对空谈心性。朱琦受儒家入世情怀的熏陶,面对困境从未畏葸不前“独善其身”,而是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潮流之中,对朝政时局和世道人心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解救之策,而且能尽力去践行,促进了他经世思想的不断丰富。朱琦的经世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学理念中。作为一名传统的儒臣,他抗直敢言,劝谏君主明德施仁,赏识重用有真才实干的人才,罢黜那些虚名营私之徒；要求臣工以儒臣之仪规范自身,要真正为国为民谋利而不应为一己之私荒废政务,甚至败坏朝纲风纪。他认为利为乱之根源,因此寄希望于儒家思想来拯救利益驱动的世俗人心,扭转陷入动乱的社会秩序。作为学界名士,朱琦虽为程朱理学的骨干成员,提倡读书人以格物致知的途径来治学,但他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能够并置各家的治学观点,认为治学不论所由何种途径只要能明“圣人之道”,通“达用之学”便可。同时,朱琦的诗文成就十分卓著,为文作诗,针砭时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学术理念。朱琦的经世思想以圣人之道为归,有较为明显的复古倾向,而朱琦对新学的看法以及对新学人才的赏识,则显现出他经世思想中相对开明的一面。朱琦虽身居普通的御史职位,但却能以一个社稷之臣的用心致力于国计民生之务,其思想深谋远识,颇有见地。但由于他个人性格特征及其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受时代客观形势的制约等原因,他的经世思想在实际践行中的效果并不明显,他本人也不得重用,时人惜其真才不遇。朱琦经世思想在当时虽未见良效,但他代表了当时经世士人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特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剧变,是广西士人经世派中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中仍有许多理念和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朱琦历史身份的局限性,他作为一名传统的封建官员,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思想是其思想的消极方而,应当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