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不知,儒士之耻”,中国自古强调“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中国传统博物之学就是中国古老的一门“多识”之学,是古人观察、思索自然万物形成的对于自然、人类与社会认识的知识汇集。谱录是一类带有博物性质的文本,其数量在宋代的猛增引人注目,牡丹谱录多著又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尤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产生后,对谱录著作的编撰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周师厚、陆游就纷纷模范欧阳修撰写了牡丹谱。将三人撰写的牡丹谱进行对比,发现他们对牡丹知识的记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本书写范式,在古代中国并没出现如西方林奈分类法一套对物种进行命名、描述的博物学术语情形下,可谓形成了古代中国传统博物之学自身独有的博物书写方式。不同于近代西方博物学知识文本中纯粹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记录,这种博物书写方式,在记录科学知识的同时,带有强烈主观人文性。此外,相对宋前多为综合性谱录,宋代单科专谱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宋代文士对知识的旨趣和追求不满足于知识的广博,更在于深入考索,格物穷理,具有“不离于物,不物于物”的博物特性,这是古代中国传统博物之学在宋代发生的一大转变,追溯根源,正是中国自古宜物思维下形成的记事原则和直接影响中国传统博物之学兴衰的经学传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