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工业化,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初级形式,或者说,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它包涵了制造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信息化或新型工业化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工业化是其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工农关系标志着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是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要素组合和制度组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关系的综合反映。工农关系不仅表现为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出国家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战略。因此,工农关系的本质是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农业(包括“三农”)与非农的关系。研究工农关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产业,其发展效果决定了国家工业化的顺利或波折,甚至成功与失败。工业化发动和经济起飞,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没有稳固的农业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或城乡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是普遍存在的,这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发生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中国1953年开始的50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演进均是以工业和城市偏好为特征的,虽然不同阶段的制度和机制不同,但工农或城乡间资金流向都指向工业和城市,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资金流动有加速趋势。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制度诱因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工农关系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末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一束扭曲市场规律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对农业赋以重税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农业发展因严重的制度制约而呈低水平徘徊甚至下降情势。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前几年,特点是由商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1992年之后,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上下结合”的改革模式和“帕累托改进”的设计导致了制度收益显著增长,改革的自发性也决定了其不可逆性。随着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入,所注入的强大活力催促着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成就了一种“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但当焦距拉近到农业发展的微观层面观察时,却发现“中国模式”的河床并不平坦,中国农业发展在经过了改革之初的恢复和高增长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内在增长要素和外在制度环境一直没有再现对农业有利的情况,农业发展出现剧烈波动:1979年～1984年(制度效应)、1990年～1996年(乡镇企业效应)表现增长趋势,1985年～1989年(政策效应)、1997年～2004年(市场效应)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之后由政策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导致再次呈增长趋势)。第三阶段为2004年之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推进市场化改革阶段。中国开始工农关系的历史性调整,“两个趋向”理论创新带动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创新。国家财力增强,支农手段多样化、支农强度有所增大、农业基础地位与作用被决策者纳入“重中之重”等认识上的进步,标志着农业发展回归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农业发展总体表现为恢复和增长的趋势。总之,三阶段划分以工农关系演进为依托,总体上可评价为:前两个阶段是“以农补工”偏斜发展阶段,后一阶段是“以工哺农”的“均衡”发展起始阶段。中国工农关系制度设计和变迁符合世界工业化一般规律,即从1953年工业化开始时的“以农补工”到2004年“以工哺农”的制度转型。但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结构的特殊性,中国工农关系又具有自身不同的特征,表现在阶段性和非典型性两方面。这些特征使工农关系制度演进与农业发展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或者说,对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民收入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准确把握中国工农关系演进的特征、从农业发展视角入手、以制度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手段,探索发现中国农业发展的制度原因,对未来中国工农关系演进方向和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工农关系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前人对工农关系与农业发展都分别进行过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成果,形成了基于不同视角的结论。本研究在大量借鉴和参考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国内外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工农部门的产业关系或经济关系上,关注点多在于工农贸易环境和条件的相互变化方面,而制度研究尚不丰富,特别是工农关系制度变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方面,还没有与时俱进结果或令人信服的结论。本研究选择把制度作为主要研究目标,提出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是保进工农关系协调演进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中国工农关系“以农补工”制度延续的非典型性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传统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也非常严重。非典型性意味着经济结构偏离度逐步加大,工农关系中农业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是非均衡变动的,且到目前还呈现出扩大趋势,这与库兹涅茨“到U型理论”并不契合。反映出中国工农产业部门的经济转型与城乡关系的社会结构转型相叠加,农业发展与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相交织,增加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复杂性和难度。面临传统工业化“制度遗产”和全球一体化新挑战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形成双重约束,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组合:包括以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以农业技术进步、扩散、推广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创新、以财政支农为核心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创新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创新等。上述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工农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它不仅指工业与农业产业部门之间经济关系,更涉及政府与市场、农业与非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工农关系制度环境对农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工农关系演进在中国具有非典型性和复杂性,通过制度变迁协调工农关系演进方向,创建良好的现代农业制度环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公平问题;不仅决定农业发展,也决定全社会发展;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中国工农关系转型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组合,可以推动现代农业向着高质量、多功能和可持续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