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吴与弼哲学思想对陈献章、王守仁的影响，及崇仁学派在整个明代哲学史所处的地位，展现崇仁学派儒家学者的理气观、心性论与道德修养论，凸显十五世纪明代哲学史的真实面貌与内在理路，为理解阳明心学的兴起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本文在理学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三维分析方法安排下，深入一手古籍资料，以崇仁学为思考对象，认为吴与弼是明代儒家心学的开山人物，陈献章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胡居仁是十五世纪心学巨子，崇仁学为阳明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思想史背景。　　 第一章指出，崇仁学派在理气关系总体上继承程朱思想，但重视气在宇宙生成中的作用，融气入理。与明初诸儒一样，吴与弼主元气说。他借鉴并消化二程的真元之气说，重提元气说。以元气为本原而展开的天地万物之理便具有道德性与生理性。吴与弼弟子陈献章以自然之道为元气，形成以自然为宗、自得为大的学术体系。胡居仁则将元气统一于理中，重申心与理本一(心理合一)，增强理的义理性，形成唯理主义学说。其后，余祐的理气新论、夏尚朴的理气相合、湛若水的元气说、魏校的气具理与洪垣的真气说，组成一幅生动多样的画卷。在理气观上，十五世纪儒家学者的哲学本体论呈现出回归气本论的趋势。在心理合一说上，吴与弼、陈献章和胡居仁分别提出良心、端倪和实理概念，表现出他们三人在道德本体说上一致性。　　 第二章认为，吴与弼的心性论具有多元性。通过读书、沉思与自我觉悟等方式，吴与弼将朱熹的客观之理内化、主观化，开出心学新局面。吴与弼通过本心、天心、初心、道心、活物之心、真心、素心、芳心等概念展开对心的义理探索，整合孔孟与程朱对心的认知，廓清与扩展儒家对心的认识。吴与弼还提出天性、德性、本性、真性、中和性等概念，丰富儒家对性与天理关系的认识。吴与弼“理在心中”思想通过门人娄谅、胡居仁与陈献章等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崭新的心学思潮，为阳明心学的兴起提供思想史背景。胡居仁的“本心即理”、“理心本一”和陈献章理心吻合、凑泊说均与王守仁“心即理”说内涵一致。胡居仁重申心与理本一、合一的命题，强调人的本心对外在客观之理的认识。寸心(灵台、灵府)可以发现与人对待之天理，理心合一，理心相契，为明代心学的大明开启提供思想史背景。把握事物之理需要开发人的道德本心。本心的发现以读书穷理、静坐和居敬等方法为下手工夫，明初的道德修养论渐趋细密。总之，吴与弼心学诸概念与阳明心学诸概念一致。吴与弼由工夫而证本体的理契于心的感悟与王守仁“心即理”功夫进路异曲同工。吴与弼师徒的理心合一观已入精微，开启明代心学，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　　 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聚焦崇仁学派各学者的心性工夫论(也叫道德修养论)，基于理欲的内在张力而展开的敬静关系着眼。围绕着存理克欲，吴与弼主审理克欲，夏尚朴主理欲消长论，湛若水、洪垣则主随时体认天理；而吴与弼的养良心与陈献章“养端倪”、王守仁的“致良知”存在一致性。围绕着敬、静，吴与弼提出静时敬、陈献章主静、胡居仁主敬、林光主静养动应，魏校提出敬做主宰，夏尚朴提出敬自静。吴与弼弟子(陈献章与胡居仁)从敬静的不同层面继承与发挥吴与弼的“静时敬”功夫论。陈献章追求静坐中的善端呈现，放弃传统程朱学的读书入经，并发展成为一种教法，以觉悟证心体。胡居仁以读书穷理为把握真理的方法，试图矫正陈献章究虚理的缺陷。　　 第五、六章分别从生存空间和内在义理两个层面继续深入分析崇仁学。崇仁学派、余干学派和江门学派博文约礼，潜心理真，分别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镇。透过对江西崇仁、余干、上饶和广东新会等学术中心发展、壮大和衍流的梳理，可以看到心学在与传统理学的辩论、“唾骂”和交往中逐渐发展并日益扩大，获得读书人的认同与研习，为阳明心学的大明提供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以崇仁学为主干的十五世纪心学史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冲突与交锋，尤其是陈献章和胡居仁之间的学术分歧。在同门之间的学术分歧背后，隐藏着心学涌动的新潮流。陈献章和胡居仁分别从“终贯系统”和“横摄系统”发展崇仁学，体现为高明心学与实在心学的不同诠释路径。从“心与理一”到“理与心一”，从主敬到主静，表现出崭新心学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而阳明心学的出场标志着程朱理学的暂时性终结。阳明心学由于海纳百川，直指心体和性体，体现出较为完备的心学形态。十六世纪心本体论异军突起，成为与理本论和气本论并驾齐驱的思辩方式之一。明代心学蔚为大观，其源流之功，首推十五世纪儒家吴与弼无疑。　　 最后一章探讨崇仁学与宋明理学的内在思想关系，及崇仁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江门学派与余干学派的思想对王学的产生起了“启明”、“发端”作用。明代学术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以蕺山为后劲”。十五世纪明代哲学史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为学路经：一为以胡九韶、胡居仁、魏校、夏尚朴和杨廉代表，坚持理的实用性与至上性，心之知觉可把握理；另一派以娄谅、陈献章、湛若水、林光为代表，自得为己，向内用力，抬升心的认知能力与个体的独立性，心包含理。王守仁以即心即理的直觉主义打破此种平衡，引发新的学术潮流，成为明代儒家哲学的主流。　　 总之，通过对吴与弼的养良心、陈献章的“养端倪”和王守仁“致良知”核心思想的分析与研究发现，明代心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蔽旧成新、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的特点。良心、端倪和良知三个概念均体现出理心合一、德性内聚于生理之心的特性，而养良心、“养端倪”与“致良知”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功夫过程。十五世纪明代心学史的内在理路呈现出一致性，明代学脉在促进学术发展的进路上长盛不衰，而作为良心的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价值不断都得到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