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里得到长足发展,与之相对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的环境恶化、资源和能源的过度使用、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并未获得非常有效地治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固有的矛盾是学者和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不同阶段的环境规制行为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不同的规制措施抉择是否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这些问题对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规制行为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此背景下展开,构建包含环境规制代理变量以及内生污染排放的Solow增长模型,推演效用最大化时的消费者最优动态决策,并考察稳定状态下人均资本存量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推导得出结论:当有效劳动的产出弹性满足一定条件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污染排放对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弹性不断减小,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睡"S"型关系(即先"U"型关系后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1)工业化进程初期,产出对环境的影响呈现重度污染,加强环境规制会降低人均资本存量,且体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效果;(2)当工业化进程由重度污染向轻度污染过渡时,加强规制能够有效促进人均资本和产出增加,达到环境和增长的"双赢",此时规制的边际减排效果增强;(3)当一国或某个地区实现"清洁生产"时,继续提高规制不仅不会促进增长,反而会产生抑制作用。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结论,本文分别使用2002年到2014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墨西哥、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摩洛哥等15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及2000年到2015年国内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跨国和省际的比较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国别比较中:(1)与理论结论相一致,人均固定资本形成额每提高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中用于研发的支出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人均产出显著提升0.91%、0.0030%和0.1196%。(2)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15个样本国家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整体起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具体来说,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EPI指数低于76.65)时,随着规制越来越严格,人均产出有所下降,即"遵循成本说";当环境规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EPI指数高于76.65)时,环境规制的增强不仅不会降低人均产出,反而会促进人均GDP进一步提升,即"创新补偿说"。(3)从图形上看,印度、越南处于环境规制拐点左侧的抑制效应区间;而印尼、中国、南非、摩洛哥则位于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的转折点附近。省际比较中:(1)与理论结论相一致,人均固定资本形成额每增加1%,平均教育年限每提高1%,人均公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每增长1%,会分别引起人均GDP显著增长0.55%、0.66%和0.13%。和国别回归结果相比,我国省际间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各省市应当着重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有效快速上升。(2)"成本类"环境规制和"投入类"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文分别收集省际"排污费"和"污染治理投资"数据衡量"成本类"和"投入类"规制的程度,回归结果发现,"投入类"环境规制比"成本类"环境规制更能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共赢","投入类"环境规制每增长1%,会促使人均产出显著提高0.03%。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的结论,本文从选择合意的政府规制措施,完善环境监管和惩罚机制,着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