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李锐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始终以“拒绝合唱”的姿态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立足于个体生命的书写，执着地表达着“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李锐小说中充满了死亡和悲剧气息，死亡场面密度之大，悲剧意味之浓厚，这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如此，他更以质疑与反思的眼光审视了产生悲剧的根源所在—人性的恶。他以死亡书写揭示了人性的罪恶倾向和兽性本能，深刻地反思了人性。同时，作为一个具有清醒的理性意识的作家，李锐没有孤立、片面的将人物的死亡仅仅归因于人性恶，而是深入的挖掘了人性恶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人性中的恶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多侧面的展现。无论是描写吕梁山故事的《厚土》系列小说，还是叙述革命历史战争的《银城》系列小说及“重述神话”小说《人间》，李锐在展现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冷漠、自私、贪婪等是人性中固有的顽疾，社会在发展，人性的丑恶因子在“文明人”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只要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来。本文从政治、传统、后现代三个维度，重点解读李锐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与批判，积极探索作家对人类终极的价值关怀。在政治维度上，主要以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两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政治非理性以及非理性的压抑与狂欢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政治的非理性下分析了革命中存在的暴力因素，非理性的压抑与狂欢进一步揭示了革命暴力下隐藏的人性本质；在传统维度上，主要探讨李锐的《厚土》系列和《太平风物》农具系列等小说，从传统文化方面深入研究民众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原因，对小说中国民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后现代维度上，主要以李锐的《人间》为研究对象，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间》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作品中隐含的对人性的批判，其次由《人间》引申开来，分析当下世界中整个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挖掘其背后形成的原因—丑陋的人性，以期引起人们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