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受到的关注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颁布法律法规,强制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我国从2008年12月31日开始,在上市公司范围内部分推行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发布文件,要求“深证100指数”、“上证公司治理板块”、“上证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以及“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成分股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开始步入强制披露时代。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旨在促进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基于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和资本市场,作为经济主体力量的上市公司是否能积极响应强制披露政策,在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的同时为自身获取收益,这是政策制定部门和企业自身都较为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考虑到成本和收益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以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为路径,系统探讨了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期从成本和收益视角揭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拓展监管部门和企业对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经济后果的全面认识,促进企业积极响应强制披露政策并提升战略性社会责任管理理念,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与印度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强制披露政策的法律层级较低,仅属于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性规则,并且只对披露形式进行了要求,具体到社会责任表现方面则留给企业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企业的违规成本也比较低。因此,我国强制披露政策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改善信息条件、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水平,使利益相关者更容易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从而通过市场行为给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经济回报,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市场约束,也就是说,强制披露政策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间接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由于企业对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需要考虑到企业对强制披露政策的战略反应因素。对强制披露政策的不同战略反应会影响企业的具体社会责任表现,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并对财务绩效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战略性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战略性假说”,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防御性假说”。“战略性假说”认为,企业的战略性策略会表现为针对特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成本支出,同时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改善取得社会责任收益,进而提升财务绩效;“防御性假说”则认为,企业的防御性策略会导致缺少战略规划的低效成本支出,难以取得社会责任收益,会导致财务绩效下降。基于“防御性假说”和“战略性假说”这两种差异化的战略反应分析,以“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财务绩效”为主线,本文的实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的总体影响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的研究设计,使用2006-2011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强制披露政策实施后,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受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出现了显著下降。考虑到长期政策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进一步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设计,使用2008-2019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仍然显著低于未披露上市公司,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对滞后1-3期的财务绩效都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同时由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平均水平较低,因此与财务绩效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对强制披露政策战略反应的“防御性假说”,并未发现支持“战略性假说”的证据。此外,进一步考虑我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使用多元调节回归分析方法（MMR）对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后发现,对于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行业和地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显著缓解。（2）研究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社会责任成本的影响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的研究设计,使用2006-2011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基于我国制度环境和资本市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导致了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具体表现为总资产周转率的下降。考虑到长期政策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进一步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设计,使用2008-2019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仍然显著高于未披露上市公司,但具体表现形式由总资产周转率的下降转变为管理费用率的增加,同时这种影响还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对滞后1-3期的管理费用率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对强制披露政策战略反应的“防御性假说”,并未发现支持“战略性假说”的证据。此外,进一步基于我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使用多元调节回归分析方法（MMR）对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后发现,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社会责任成本的增加作用主要由高竞争度和高市场化水平的行业和地区驱动。（3）研究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社会责任收益的影响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法（PSM）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设计,使用2008-2019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从目前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曝光了社会责任表现不足的现状,会导致企业声誉和消费者收益的下降,使得企业发生社会责任损失,并且由于信息传递的时滞性,具体表现为对滞后1-3期的社会责任收益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同时针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发现,只有与社会责任表现直接相关的内容性得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损失,报告的整体性水平和技术性水平与社会责任收益无显著相关性。此外,进一步基于我国的制度环境,使用多元调节回归分析方法（MMR）对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后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行业和地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社会责任收益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显著抑制。（4）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传导作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的研究设计,使用2006-2011年的样本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能够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通过增加社会责任成本和降低社会责任收益,从而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考虑到长期政策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进一步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的研究设计,使用2008-2019年的样本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仍然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针对目前关于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分歧,首次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制度压力下的组织战略反应,基于“防御性假说”和“战略性假说”两种企业差异化战略反应,在理论方面系统地分析和厘清了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2）基于我国制度环境和资本市场,首次在实证方面验证了上市公司对强制披露政策的防御性战略反应,提供了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会降低企业财务绩效的经验证据,对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3）首次以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收益为路径,系统阐述和验证了我国制度环境下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影响财务绩效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增加社会责任成本和降低社会责任收益的影响效果。